本文致力于在两个方面做出贡献:一是在理论层面上试图借助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假定——垄断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构建起产业集聚机制的研究框架,并总结、提炼出一个简单明了、高度概括、同时包含时间和空间维度、适用于解释各种产业集聚现象的一般性的产业集聚机制理论;二是在应用层面上利用该产业集聚机制理论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区域经济差异的基本格局——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而中西部内陆明显滞后(“东部隆起”)并且从1997年以后广义上的中部的经济增长既慢于东部又慢于西部(“中部塌陷”),这种解释现实的过程也正是用现实验证产业集聚机制理论的过程。本文把“产业”的概念在界定上从制造业或工业、第二产业推广到包含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在内的整个非农产业。“产业集聚”的含义既包括产业通过转移而在空间上集中也包括产业在各种区位上的自生生长,或者说,只要一个地区的产业份额提高,我们就认为那里发生了产业集聚。本文强调“集聚”的对立面是“分散”,两者都具有动态和静态的双重含义,又具有辩证的统一性,不可孤立看待。“产业”的概念不限于工业或制造业,“产业集聚”与自然资源、区位因素、产业上的关联、专业化技能的储备、技术溢出、规模经济、收益递增、土地租金、土地利用、运输成本、市场区、创新、通勤成本、外部经济、市场潜力、分工、专业化、交易成本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早期的不同学者对这些内容有着不同的认识,本文首先对此进行了文献综述,这些学者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和德国古典区位理论的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及其后直到新经济地理学问世前的各个学术流派的众多学者。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的问世逐渐为解释产业集聚现象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或基本假定——垄断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通过对此的进一步综述,本文关于产业集聚机制的基本研究框架得以确立。然后,本文基于文献综述及经济学基本理论归纳了影响产业集聚与分散的四类基本因素:规模经济、消费偏好、空间成本、心理预期,分析了它们各自的影响,并指出劳动分工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制度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单独列为基本因素。接着,本文重点立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众多模型展开分析并发现和阐明所有模型中的产业(工业)集聚机制都可以归结为动态的具有循环累积性质的因果关系,它们分别源自于如下一系列效应: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生产成本效应、共享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或溢出效应。现实中的产业集聚机制是上述各种效应引起的能够自我加强并相互促进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或集聚力的交织。但是,产业集聚机制也会受到土地在空间上不能移动、空间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贸易成本和拥挤成本)、市场拥挤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某些心理预期因素引起的分散力的抑制。技术和制度进步从而贸易自由度的提高(运输和贸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集聚力克服分散力从而促进产业集聚,更好地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经济,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在短期中,集聚力克服分散力存在着由贸易自由度决定的临界状态,贸易自由度在临界状态附近的提高会引发产业集聚的突发性发生,因而产业集聚的发生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阶段性、梯次性或轮动性特征,倾向于在短期内扩大区际经济差异,其实现渠道是区际贸易的市场挤占效应。在上述论证过程中,本文还通过引入空间维度进一步完善了斯密定理和杨格定理。本文在理论上还提出:尽管产业集聚机制本身是一种内在于经济系统的正反馈效应,但它一般性地基于区位或经济地理因素、偶然因素的影响及其历史性积累、政策变动、心理预期等外在条件而起作用;产业集聚机制具有穿越时空的存在性和适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而技术和制度的进步或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产业集聚机制影响所及的最大空间层面或范围不断扩大,在现代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已扩展至全球层面,产业集聚机制在各种空间层面上广泛存在且交叠嵌套,主导着各种空间层面上的产业集聚,产业集聚机制的强度总体上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增强,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展而减弱,现代条件下产业集聚现象的显著发生要以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接着,基于分省数据及相关文献对劳动力、资本、狭义的自然资源三大类生产要素的流动及其与经济变动、非农产业集聚程度相关性的统计性、描述性分析和计量检验,本文论证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基本格局即“东部隆起”和“中部塌陷”现象在表面上是非农产业在跨省或全国这个空间层面上分布越来越不平衡的结果,也就是非农产业在全国范围这个大空间尺度上形成集聚趋势的结果,进一步的剖析发现:“东部隆起”是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产业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三大类因素(也可以称为经济地理因素、政策因素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为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随着“东部隆起”过程中产业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增强,东部沿海对中、西部内陆的影响越来越大,中、西部内陆的大量生产要素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主导下加速流向东部,东部的产业越来越多地占领中、西部市场,中、西部自身的产业集聚总体上受到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中部由于在地理空间上靠近东部,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经济增长既慢于东部又慢于西部的“塌陷”局面;相应地,全国性区域经济差异的发展格局受到上述趋势的支配,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对西部和东北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上不能与产业集聚跨区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影响抗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最西部几个省份的积极作用更大,这是因为遥远的空间距离阻隔了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流出,最西部省份的市场没有受到东部较大的冲击,西部的生产要素和本地市场对本地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更好的支持作用。此外,本文顺便讨论了引起广泛关注的“资源诅咒”现象,提出在不对区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的条件下单从“资源诅咒”现象所显示的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性推论二者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牵强的、狭隘的,指出能源、矿产资源丰裕的地区往往不具有交通运输方面的区位优势(例如临海)、水资源优势、适宜人口密集居住的气候等条件,因此资源丰裕地区的资源常常被其他区位所吸引而不是在资源所在地被投入生产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集聚。中国学者针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现象所认定的“资源诅咒”规律更多地可以由产业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所解释。最后,本文提出了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核心观点包括:推动区际贸易、深化区际分工、加强区际交流;消除城市(镇)化障碍,在各种区域层面上促进产业集聚;鼓励人口迁移和流动;降低空间成本;引导心理预期。对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特别是促进“中部崛起”,本文也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