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个场合强调要发挥“关键少数”在推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中重要的一部分,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在该背景之下仍然是行政诉讼法的热门话题之一。纵观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整个发展历史,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该制度写进法律文本,2018年2月6日和2020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司法解释1对该制度进一步补充完善。如今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法律规范趋于完善,但是制度的实践运行效果并没有随制度法律规范的完善得到提升,有必要探究该制度的实践困境并提出改革路径。本文将重点关注2018年《司法解释》实施以后制度的运行困境,除引言和结束语将分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分析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运行逻辑,为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是该制度的法治建设背景,而负责人作为“关键少数”势必要在推动制度落实上发力。同时我国行政机关科层式组织结构为该制度提供了组织法背景,使该制度有了极为踏实的理论支撑。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功能上追求实质化解行政纠纷、倒逼行政机关规范执法、提升司法权公信力,作为“关键少数”的负责人理应在制度功能实现上发挥作用。第二部分为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自2018年《司法解释》实施后存在的运行困境。通过考察各地方有关该制度的规范文件、《行政审判白皮书》、相关典型行政案例抽象出司法实践运行的实施困境,仍存在的运行困境有:出庭与不出庭案件类型界限不清晰、负责人出庭应诉实效不彰、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低及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地区两极分化严重。第三部分为制度实践困境的成因分析,找出问题后在解决问题之前深入分析问题的成因便于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完善措施。导致该制度运行困境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传统官本文思想引致负责人不愿出庭、负责人欠缺现代法治思维及诉讼专业知识、出庭应诉工作与负责人日常工作之前存在张力、违反制度规定的责任追究轻且不明确。第四部分提出应对制度实践困境的完善路径,通过建立出庭应诉清单,对出庭应诉案件类型进行层次化、精细化处理试图解决案件类型不清晰及正职负责人出庭率低的问题,且有利于明确出庭应诉人员;强化负责人诉讼专业知识的培训,提高出庭应诉作用发挥;完善相关配套机制促进负责人实质出庭;通过多维度监督机制强化责任约束。通过构建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实施方案,将上述实践运行中存在的困境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