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案汇编》是研究清代法律史极为重要的案例汇编集之一,其中记载了乾嘉年间近四百个案例,每个案例先将地方督抚上呈之原案案情叙说于前,再将内外衙门原奏各项呈现于后,所以可以从中清晰地阅读到一个案件因为何种原因被驳正,其中是否有相关的律例进行了修改,修改了何处,为何要进行修改。案情原委一目了然,律例变化清晰浮现。清代的例有很多种类,主要可以分为:条例、事例、则例。其中条例主要指刑事法律方面的规范,通常与律合编,形式上被编纂附于律后。由于所用案例资料《驳案汇编》中的案件几乎都是刑事类别的案件,所以后续根据这些案件所制定的例,也大都作为条例被编于律文之后。例在清代是一种于司法裁决中被广泛引用的存在,由律本身的稳定性所决定,无法经常性的修订,而例的灵活性恰好弥补了律的这一缺憾。正如《驳案新编》序中有言:“律一成而不易,例因时以制宜,谳狱之道,尽斯于二者而已。”通过个案的裁断而生成新的例,是清例的重要来源之一。《驳案汇编》中就有一些涉及到新例生成的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归纳总结,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对清代新例生成进行深入考察。其中新例生成的程序,最初是在地方上有一些不确定应该如何裁断的疑案重案,这些案件基本都是因为律例未有专条或相关律例已经修改,导致裁断的依据难以确定,于是上报中央司法机关。大部分时候,刑部会接手这些案件,进行从形式到内容的细致研究,将地方上报的案情与拟定的罪名和刑罚精心核查,若发现不妥之处且需要拟定新例以平允裁判,刑部则会在上奏皇帝时便拟好新例,待皇帝下旨通过。若是在刑部核查案情与罪刑的过程中,并未发现需要制定新例,但上报至皇帝后,皇帝认为有必要制定新例的,则或是由皇帝直接制定新例并下旨通行,或是再次下令刑部拟好新例,上呈皇帝。总之,最后一个步骤一定要有皇帝的谕旨才能有新例的最终生成。而对新例生成在立法技术上的切入点之考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从犯罪主体切入,二是从方便引断裁决的角度切入。例在很多时候对律起到补充、细化甚至拓展的作用,一个新例的制定该从哪些角度来切入,是一个技术上的重点问题。从《驳案汇编》中的诸多案例可以看出,犯罪主体和引断裁决是两个绝佳的切入点。犯罪主体,即犯罪者,很多新例的制定本身就是围绕着犯罪主体的规定,为了区分某一类犯罪中,不同犯罪主体的不同主观恶性,或其在犯罪中是为首还是为从,在必要时会制定新例来进行具体规定。另外,对于某些特殊主体,如:僧人、旗人等,也需要新例来对他们的行为特殊规制。而至于为方便引断裁决的考虑,则是在制定新例的时候便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虑问题。对于犯罪行为之轻重的不同,设置条理清晰的例来加以规制。在裁断案件时不可过分拘泥律文,有时可以通过制定新例来明确律例的原意,以防舍本逐末。更有些新例的制定本身就是考虑到要方便地方府衙的引用,防止地方牵混律文,错引错判。最后,是对新例生成在立法理念上的追求的探究。新例的生成势必受到当时主流思想文化的影响.这种立法思想在具体案例所反映出的追求,可总结为:第一,稳定社会,长治久安。当某地风气需要整治或涉及民生的重要事项需要规制,制定因时制宜的例是个好办法。第二,情法允协,中庸之道。在功与过、情理与法理的平衡中,新例的生成达成了一个“中”字的要求。第三,明刑弼教,以儆凶残。对待凶恶之人,必以重罚惩治,以驯暴戾,不可姑息养奸。第四,惩罚为主,兼有教育。对待犯罪者,新例仍然是偏重惩罚的,但也会考虑劝导其悔改的因素。第五,慎重伦常,维持风化。伦理道德在儒家文化中处于重要地位,案件的判决,新例的制定,无不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势必要受到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