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管仲》篇是2016年4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整理並出版的清華簡整理報告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陸1)中的一篇出土文獻,闡述了管子的治國之道。全篇凡1200餘字,現存三十支簡,簡長44.5釐米,寬0.6釐米,每支簡的簡背無次序編號。竹簡為三道編,大體保存完好。但第二十八支下半段和第二十九支簡上半段缺失。這兩支簡之間是否還應有缺失的竹簡,尚不能斷定。全篇原無篇題,由於簡文內容是以齊桓公問、管仲答的形式連綴成篇,因而整理者以“管仲”命名該篇。目前針對該篇文獻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字隸定與釋讀方面,其他研究成果僅零星出現。本文以出土文獻新材料——清華簡《管仲》篇作為研究對象,并引入先秦傳世文獻作為對讀比較對象,利用以“二重證據法”為核心的多種研究方法,從前人未曾發掘的思想和文學角度入手,對其中的思想價值、文學價值進行挖掘和探究,力求站在學術研究前沿,實現跨學科、跨領域的知識融合。第一章針對文本本身進行整理與分析。首先對清華簡《管仲》篇進行集釋,整合詞句注釋,疏通文意;而後使用“二重證據法”、“列表法”和“統計法”將清華簡《管仲》篇與以《管子》為代表的相關傳世文獻進行文本比較,並探究出二者在內容與思想上的相同點:從被引語句數量上分析,清華簡《管仲》篇有近三分之一數量的語句與先秦出土文獻中的內容相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占比接近三分之二的內容可能為該篇獨創,這些內容的研究價值無疑更為巨大,不僅為傳世文獻《管子》、管仲其人研究帶來了新材料,引入了可進行對比研究的新對象,而且其中思想、內容的發掘和認識將是未來該篇研究的重點和主攻方向。從所引書目上分析,傳世文獻《管子》成為與清華簡《管仲》篇相似度最高的文獻,其中涉及到的篇目達到10篇之多,而且內容幾乎均為闡述管子的治國理政思想和“君臣觀”,這進一步確證了管子的思想理念,以及為“《管仲》篇應當為傳世文獻《管子》的佚篇”(1)這一論斷提供了更為詳實而確鑿的證據;另外,《管仲》篇還與儒家經典文獻《尚書》中的《洪範》一篇具有多句相似,這為《管仲》篇的成書年代判定和二者的比較研究帶來新的契機。從思想學派上分析,《管仲》篇與《管子》在思想淵源上一脈相承,因而也符合“雜家”的特征,兼容並包,吸納了諸多學派的思想,這在比較結果中出現的最多的是稷下學派的思想便可見一斑。第二章與第三章深入文本內部,對該篇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進行研究與探討。在思想價值方面,嘗試探究清華簡《管仲》篇在用人理念、君臣之道等方面的思想成就:在用人理念上,《管仲》一篇提出了“君為臣之本”、“人(才)為(起)事之本”的人才任用方針。在君臣之道上,《管仲》篇認為君臣之間應建立上下一心、各司其職的君臣關係,並對二者提出了“君明臣忠”的素養要求,同時在“君臣勞苦”問題的探討上創新地提出了“君勞臣逸”的新觀點,認為君主之勞在於“勞心”,這與諸多先秦傳世文獻中主張的“君逸臣勞”思想形成鮮明對比,有益补充了现有管子的“君臣觀念”。在文學價值方面,探究清華簡《管仲》篇在結構藝術、論說藝術和語言藝術等方面的文學成就。在結構藝術方面,《管仲》篇在宏觀上將全文一分為三,分別闡述了“用人之道”、“施政之道”和“為君之道”;在微觀上以首章為線索,以思維邏1為順序展開全文,由點及面,各段落間既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構成了一篇結構完整、內容豐富的問答體散文。在論說藝術方面,《管仲》篇以君臣對話展開論述,雖使用了較為特殊的問答文體,但在論述上依然保持了議論文的較高論證水準,全篇利用齊桓公的問句開門見山地提出論點,並在管仲的答語中圍繞該論點運用類比論證、對比舉例論證等多種論述方法展開論證,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和趣味性,增強了文章的說理力度;同時,該篇簡文在內容和文體上與傳世文獻《管子》中的《四稱》一篇具有較大相似性,但在論證方法和敘述結構上,與《管子·四稱》單一地使用理論論證和“分—總”結構相比,《管仲》篇在理論論證之外創新性地使用了舉例論證、對比論證等多種論證方法,并由此引入了“總—分—總”、“總—分”等多種敘述結構。因而,相較於《管子·四稱》,《管仲》一篇的文學特色和價值更為突出。在語言藝術方面,《管仲》篇的文學特征明顯,主要表現在修辭、句式等方面。《管仲》篇言語精煉富有內涵,在表達方式上運用了象征、互文等文學藝術特色鮮明的修辭手法,展示出其語言的形象美和均衡美;採用了排比、反詰等形式多變的句式結構,彰顯了其語言的節奏美和力度美;兼用重語,散韻結合,增舔了語言的形式美,使論辯為主的政論散文變得辭采多姿,內蘊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