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十年以来发生了大量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从1996年丘建东诉邮电部违法收费案到近几年云南省阳宗海砷化物污染事件,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越来越多的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是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这些事件的处理结果,却常常差强人意,原告的诉求很难得到充分的支持,究其原因,乃是我国诉讼立法上的空位所造成的。对公共利益的救济方式一般可以分为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种,在我国,长期以来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主要是以政府为中心进行的,从上至下的监督和管理都依赖行政机关。但是,政府维权存在着许多缺陷,例如,政府灵活性不足,难以及时发现和应对突发的侵犯公共利益的事件;政府行使权利缺乏必要的监督,容易导致滥用管理权。而司法救济则能够较好的弥补政府的这些不足,使得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得到更为有效的保障。但是我国在立法方面却存在着问题阻碍司法救济的顺利进行,比如,《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那么,如果当事人不能证明符合上述要求,在传统民事诉讼“依法审判”的理念下,法官就将驳回起诉,将公共利益排除在司法救济大门之外。本文就是针对司法救济中存在的这一问题,运用法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探索一条正确的解决方法。目前,国际上较为成熟的解决方法是在立法中确立公益诉权,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这一类案件得以顺利进入司法程序,从而获得法律的救济。不过,在赋予哪几类主体以诉权以及对诉权行使的保障方面各法系国家的做法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引进公益诉权的时候,不能一味照搬外国现成的法律制度,僵硬立法,而是要在对公益诉权的由来、涵义、性质、构成要素以及理论基础进行整体分析把握的基础上,找出我国确立该项制度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前提下,探寻出我国公益诉权保障制度的构思框架。具体说来,本文主要从诉权主体的确定和诉权行使的规制两个方面来进行设计,并且展开论述。通过这些分析,希望能够使读者更为了解公益诉权以及对引入公益诉权所应当注意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