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常被儒士们认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写照。一边是仕途通达、兼善天下,一边是苦不得志、独善其身。在仕途的道路上前进或在隐居的生活中忘忧,是士大夫们两种不同的处世之道。而其实,仕隐进退的问题早在孔子那里就已经产生。孔子曾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以天下的有道与否来作为决定自己仕隐行为的依据;可另一方面,他却在春秋末期那个秩序失落、僭越无道的乱世中汲汲寻找着出仕的机会,甚至产生过欲应叛者之召的想法。他提出的原则以及不断地在行为中对这一原则的背离,引起了后人极大的困惑与争议。文章希望从对经典进行再诠释的角度,首先明确孔子对于出仕的态度,然后分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一原则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后儒对孔子欲应叛者之召的解释,来厘清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困惑及其背后深藏的思想史意义。通过探讨孔子在仕隐问题上的处世原则及其行为上的矛盾,更丰富而客观地展现孔子的形象。而孔子在对待仕隐问题上的态度,无疑影响了后儒“独善”、“兼善”的人格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