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本世纪后半期西方妇女争取人的权利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当代女性主义运动所谓“第二次浪潮”的到来，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作家，女性文学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而备受关注。在中国，新生代作家徐坤颇具代表性。其短篇小说《厨房》获《作家报》评选1997年度优秀小说奖以及2001年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当今中国文坛，女性作家写作愈来愈蔚为大观，与此遥相对应的是日本文坛在最近十年来，也掀起了女性文学热。非常巧合的是，被称为“日本现代文学天后”的女作家吉本芭娜娜1987年冬发表的处女作也名为《厨房》(《海燕》1987年11月号)，并籍此连获海燕第六届新人文学奖和第十六届泉镜花文学奖。在各自国家的文坛上都异常活跃的这两位女作家——徐坤与吉本芭娜娜何以会不约而同的以《厨房》为题?她们通过这两篇《厨房》又各自表达了何种理念?笔者希望透过这两篇小说能够管中窥豹，尝试比较分析作品中折射出的中日两国女性的文化立场的异同。 前言部分陈述了本人将以上两位女作家的同名小说进行比较的理由，指明了探索中日两国现代女性不同的心理现状以及文化立场的意义所在。 第一章探讨了女性与厨房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厨房与女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阴性的符号，但在这两篇小说中却反映出女性与厨房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两个同样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间厨房的女性，枝子“只是很想回到一个与人(笔者注：一个她爱和爱她的男人)共享的厨房”，而御影则认为“这样的厨房我将拥有无数，不管在心里、实际生活中或者旅途上；一个人、一群人、也许两个人，只要我的足迹所到之处，那里都会有许多许多这样的厨房。”徐坤从单纯的女性视角出发关注了女性与厨房之间的关系，而吉本则从身处世纪末的每个同世界搏斗、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的视角出发对厨房作了新的诠释。 第二章为了探讨在男女差别依然存在的今天，男性与女性究竟应该如何相处、该如何达到社会中真正的男女平等等问题将两篇小说中的男女形象、男女间的微妙心理纠缠、对立以及心理交流进行了分析。徐坤有意识地将男与女置身于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之中。正如徐坤自己所说“男人都是功利之中的俗物，被生存迫压得躲闪来躲闪去，在计算精确后，总要找一个最稳妥的巢穴供自己安放沉重的肉身之躯；而只有女人能够单纯为爱而疯狂、而歇斯底里。”因此枝子与松泽之间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冲突与矛盾。与徐坤所营造的男女之间的尖锐对立、残酷战争相比，吉本芭娜娜所描绘的男女关系则是友好、平等的。吉本芭娜娜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尝试消除性别立场，不是从男人、女人的角度而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记录了主人公樱井在人生中个人灵魂的成长。 第三章研究了两位作家的创作倾向及其成因。日本的女性主义思潮及其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受美国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影响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重视人际关系和谐、强调集团利益、重视对他人的体贴与关怀的日本文化中又孕育出了另一种不同于它母体的女性文学。它同样体现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女性自身价值的尊重，但这种尊重并非通过与男性世界的对立、冲突来寻求的，不是用女权来打到男权，而是绕过性别冲突寻求女性自身的发展。中国女性自古受到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口号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倡导的“男女平等”虽然将女性从阶级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但性别的压迫始终横亘在中国女性面前。直至经历了七八十年代被称为思想、文化、社会转型期的“新时期”，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才开始觉醒，女性主义理论被广泛的译介与运用，女作家们开始大胆地表达女性意识。但是伴随着商业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女性性别解放的道路再次面临困境，她们深刻的现实悲剧在于一方面得到了与男性世界平分秋色甚至大有变男权中心为女权中心之势的虚假精神满足。却并未获得实质性解放。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徐坤，作为作家兼学者，她对中国女性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物质时代中所处的生存环境有着切身地体验与感受，可以说她笔下小小的厨房中所体现的是大多数现代中国女性所无法回避的真实现状。而写作当时依然未婚的吉本更多地将视线投向了年轻一代的日本女性在泡沫经济中所面临的对感情的渴望、对自身价值的寻求、对生命的领悟。就深层次的角度而言，从这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中日两国女性的不同文化立场。 在结语部分指出了相比较徐坤的激烈笔者更欣赏吉本芭娜娜在小说中表现出的超越态度，正如伍尔芙所强调的“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两性的冲突与争斗不会带来幸福，只有超越了两性间狭隘的对立关系，不以自己身边小小的悲欢为世界，以更为宽广的视角看待事物，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