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创新是环境绩效能够得到显著改善的创新。与一般创新比较,它能够在产品或服务整个生命周期内有效降低环境风险并减少资源使用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作为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动力源泉,生态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也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在组成。然而我国企业的生态化实践尚为稚嫩,生态创新能力薄弱,生态创新绩效不容乐观。当前所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如何促进企业生态创新并进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化转型。同时,创新理论与环境管理理论的交叉融合发展也逐渐使生态创新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但生态创新研究刚刚起步,即使定义都还存在诸多争议,研究结论也存在着冲突。尤其是,结合环境管理和创新管理的分析还非常欠缺。因此从环境外部性视角运用创新系统理论来实证分析中国企业生态创新的要素与机理是企业界和理论界亟待研究的新兴领域。基于现实和理论背景,本论文提出了基本的研究问题：即在中国产业背景下(1)企业生态创新如何分类及其绩效如何测定?(2)不同的生态创新类型和环境政策对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作用如何?(3)企业生态创新的特征要素有哪些?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如何?本文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出发,理清生态创新的概念、性质及分类,综合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理论视角,围绕“企业生态创新机理”这一基本研究命题,在历时4年实地调研访谈了浙江、江苏和河南等110余家工业企业生态创新实践的基础上,选取了四家典型企业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探讨生态创新类型的绩效差异及其作用机理,本文提出了三个模型,即生态创新类型与生态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环境政策与生态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以及生态创新机理模型,通过对279家企业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对上述所提假设及模型分别进行验证,最终得出企业生态创新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不同的生态创新类型会导致企业环境绩效的差异,而对竞争绩效则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2、企业生态创新类型与生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会受到环境管制严格性(环境政策和政策执行情况)的调节,政策执行情况对于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显著,而环境政策类型对于竞争绩效的调节作用更强；3、不同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在不区分企业类型的情况下只有自愿协议对于企业环境绩效起到了正向作用；4、在企业类型变量的调节作用下,不同环境政策的推拉效应均十分显著。无论是资源依赖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命令控制类、市场导向类、自愿协议及信息工具等环境政策和企业环境及竞争绩效均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5、提出了基于“特征维度—能力—绩效”的企业生态创新机理提出企业生态创新的三个特征维度：技术、资源和关系,创造性地引入环境与经济的内外部整合能力作为探索企业生态创新特征影响绩效的中介机制,通过279个样本的SEM结构分析,验证了企业生态创新的四条主要作用路径：“资源维直接影响生态创新绩效”、“生态创新特征维度(技术、资源和关系)通过环境与经济的内部整合能力影响生态创新绩效”、“生态创新特征维度(技术、资源和关系)通过环境与经济的外部整合能力影响生态创新绩效”和“环境与经济的内部整合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生态创新绩效”本研究取得了如下三项创新性研究成果：1、明晰了企业生态创新类型及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界定及度量,揭示了生态创新的尺度差异性,批判了传统环境管理对于生态创新认识的片面性,指出企业应树立和加强生态创新的全局观；2、对环境政策与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关系在中国背景下进行了新的思考,引入企业类型的调节作用,提出环境政策分类指导的必要性,是对原有“环境政策—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直接关联的突破和完善。3、从多重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并验证了“特征维度—能力—绩效”的企业生态创新机理模型,打开了生态创新的“黑箱”,探明了企业生态创新的四条路径,解析了生态创新的双重外部性是如何影响创新绩效的以及环境政策的推拉效应是如何产生的,从而使生态创新的理论研究更具系统性。总之,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细化、丰富和完善了企业生态创新理论,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重理论视角使企业层面的生态创新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可指导性,为我国企业和政府推进生态创新实践和管理提供了新的、切实可行的理论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