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的五类情形作了列举规定,有效优化了司法操作空间。但是从现实层面来分析,现行“社会危险性条件”中,并未对“社会危险性”的证据证明、程序保障等系列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加之公安机关对于社会危险性证明材料的收集缺乏积极性,因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办案人员对社会危险性认定时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使得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分析时的效果不佳,司法实践中居高不下的逮捕率并未降低。上述情况的存在,一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构罪即捕”执法观念相关;二是同公安司法机关对于社会危险性条件本身认定、审查标准不完善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如何准确理解社会危险性条件,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解决实务操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构建具有客观性、准确性的审查程序,仍应是学界和检察机关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内涵、特点及必要性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重点对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社会危险性条件在审查批捕中的适用情况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现行社会危险性条件界定、操作层面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及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改善对策,以期为完善我国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审查机制贡献自身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