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熊彼特(1934)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创新活动如火如荼,中国更是将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国策,以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而提高创新的成功率成为当前越来越热的现实课题。作为创新载体的企业经常遇到这样的困惑“我们的技术很好,为什么没有好的市场”,“我们有很好的创新模式,为什么没有带来现实的利润”……。制度理论认为一种新的经济活动是否被广泛接受和认可,不仅取决于社会群体的效率选择,还受到由规范、文化、惯例等构成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即创新的合法性。早在1934年熊彼特在阐述创新理论中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创新如何才能‘克服反对’,‘赢得顾客’,并实现企业利润的增加”。从创新的制度嵌入性视角,通过研究创新的合法化问题来探索提高创新成功率的途径,成为本文的研究目的,同时也是对上述熊彼特(1934)问题的一种回答。合法化战略是获取或提高企业创新合法性的行为过程,即企业在面对制度压力时,为获取或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新项目的认可和接受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或行动。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的合法性决定了一种创新活动被社会群体所理解、评价和接受的程度。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具有合法性的组织能够从外部利益相关者中获得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而合法性被认为是带来关键资源的资源。权变理论认为一种战略的过程会受到组织内外部情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回答如下三个关键问题:1)合法化战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如何;他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是否相同;2)组织冗余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如何;组织冗余对合法化战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3)外部环境对合法化战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调节效应是否一致。在以上研究问题和相关理论文献的指引下,本文通过对5家不同行业的典型企业进行案例研究,构建了概念模型并提出5组13条假设,利用212家企业的样本数据,运用因素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并就研究结果展开讨论。最后,本文阐明了研究结论的理论贡献和管理启示,并对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做了说明。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证,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依从型、选择型、操纵型合法化战略分别与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操纵型合法化战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选择型合法化战略,影响最小的是依从型。2.组织冗余与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冗余资源越多,越有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组织冗余对依从型合法化战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组织冗余对选择型、操纵型合法化战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3.环境动态性分别对依从型、选择型、操纵型合法化战略与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环境动态性越高,依从型、选择型、操纵型合法化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越大。环境宽松性对依从型、选择型合法化战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环境宽松性越高,依从型、选择型合法化战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越小。而环境宽松性对操纵型合法化战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并作出理论贡献:1.从制度理论出发,综合资源基础理论、权变理论等多种理论观点来研究创新问题,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比较前沿。以往对创新的研究多基于经济学的范式讨论其所处的“任务环境”,关注效率和技术的问题,忽视了创新的制度嵌入性对创新成功的重要作用。本文正是基于创新的制度嵌入性,探讨合法化战略对创新结果的影响,以期为提高创新成功率提供有效的新途径和理论指导。2.对合法化战略与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丰富了合法性理论研究的方法。合法性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现有文献更多的是对合法性及其应用的理论讨论和案例分析,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而进行实证检验是发展和形成统一理论的重要工具。本文通过对中国212家企业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规范的实证研究,获得的结论性创新为合法性理论的发展向前推进一步。3.将组织冗余这一创业和创新领域的重要变量引入研究模型,经过验证得出组织冗余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以及起到的调节作用,证明冗余资源不是没有价值的资源,而是闲置的、被低估的、没有获得充分利用的资源。企业可以通过“有限资源的创造性利用”来将冗余资源的价值发挥出来,促进企业合法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提高创新的绩效。同时,考察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环境的突出特点:动态性和宽松性,将其作为权变变量引入研究模型,就研究整体来看更加有说服力。经过实证检验获得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制度理论在创新领域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