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国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基尼系数长期处于收入分配差距所能承受的0.4临界点之上,这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阻碍作用。然而,基尼系数仅反应了收入差距的一个方面,只能测度同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却不能反应收入差距在不同代人之间的传递情况。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代际间的传递程度也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贫二代”、“官二代”以及“农民工二代”等话题的持续发酵,也表明代际间的收入差距传递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父代收入差距在子代之间的传递将会导致子代机会的不公平,从而进一步加剧子代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得贫困者由暂时性贫困走向永久性贫困的恶性循环。经济学家一般采用代际收入流动性这一指标来衡量代际间的收入差距。代际收入流动性反应了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意味着子代收入受父代的影响程度较弱,贫穷家庭的子代收入具有充分向上流动的机会;而较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则说明子代的收入受父代收入的影响程度较高,贫困家庭子代向上流动的机会概率较低。已有研究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机制,也即:一方面,通过对其子代的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父代通过其自身的社会资本影响子代的就业获得。相对于结果不平等,人们更难以忍受的是机会不平等。因此,为国民创造具有公平的竞争机会的制度环境,减少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以使得贫困家庭的子代具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有必要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进行识别,并对影响机制的作用程度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对现行的部分政策进行检验,以期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梳理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的数据,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角度检验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并证实了上述两种机制的存在。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子代的受教育年限显著正相关,家庭收入水平每提高1%,子代的受教育年限约提高0.01年;当家庭人均支配收入平均提高1%时,家庭子代主观自评健康状况为“良好”的概率将提高0.36%;父代的社会资本规模越大,子代进入国有单位、高收入行业的机会概率越高;同时父代的社会资本规模也与子代较高职业地位的获得机会显著正相关。第二,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的数据,测度了中国当前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并分城乡、区域样本进行了比较。此外,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通过中间变量法对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机制进行分解,识别了代际收入流动中两种途径的主要贡献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城乡居民整体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大小约为0.23;城镇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明显高于农村家庭,东部地区家庭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家庭,父子收入的相关程度高于父女的收入相关程度;随着收入分位数的增加,代际收入弹性呈先减少而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条途径约能解释全体样本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20.45%。其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能解释的比例分别约为18%、2.26%,人力资本是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影响机制对代际收入弹性所能解释的比例,城镇居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居民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第三,本文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尝试着检验了不同层次的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程度。发现,政府在高中和高等学校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降低了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促进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程度的提高;而当前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并没有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程度的提升具有微弱的阻碍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外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机制的研究集中于人力资本的视角较多,而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献非常缺乏。虽然国内也有文献分解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对影响程度,但对上述两种机制同时进行检验的文献较为缺乏。本文运用数据检验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在分解代际收入流动性时,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纳入到同一框架,量化了上述两种机制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大小,比较了它们的相对重要程度,并分城乡和区域样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丰富了关于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机制分解的现有研究,这可能是本文的第二个创新。最后,在对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检验中,本文详细区分了各类层次的公共教育支出,并检验了它们对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差异,为政府制定有效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政策,提供了可能的经验基础,这可能是第三个小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