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各国金融开放的节奏也随之加快,在与美国协商结果中也显示我国的金融领域开放将大踏步前进。因此探究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G20国家包括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金融开放的时间和历程也不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研究结论对我国有借鉴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以G20国家的金融开放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以金融发展、制度质量和贸易依存作为门槛变量,探索一国金融开放是以何种机制影响经济增长效应的。另外,根据上述的结果研究其对于一国金融开放的最佳次序而言有何帮助。因此,本文首先从理论部分梳理了传统经济金融理论和门槛视角下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机制,其次选取1981-2015年度的G20国家样本数据,将金融发展、制度质量和贸易依存度三个门槛指标分别纳入门槛模型,从实证角度探索一国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然后,将金融开放这一综合指标解构成股权投资、FDI、债权投资三个子领域,再次分别从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两个门槛视角考察金融子领域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分析一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次序。最后,构建金融开放门槛条件评估模型,对现阶段中国金融开放的门槛条件进行评估应用。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三点主要结论。第一,经济大国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是向上的“阶梯效应”;制度质量视角的门槛效应值“先抑制后促进”;贸易依存视角的门槛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第二,根据金融子领域（股权投资、FDI和债权投资）开放的经济增长门槛效应分析表明,三者存在不同的门槛效应。据此可得出一国最佳的金融开放次序为:优先开放FDI领域,其次是债权投资领域,最后开放的是股权投资领域。第三,现阶段中国金融开放的门槛评估结果为,金融发展条件相对适应金融开放,制度质量和贸易依存度的门槛水平仍需要进一步改革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