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斗争激烈,战争、饥饿、瘟疫无情地使人民大批死去,人口锐减,人的生命显得短暂而脆弱。文人即使不参与政治,也动辄得咎,甚至性命不保。在这样的背景下,庄老思想得到重视并被重新发掘,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它与儒学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产生了玄学这一划时代的学术思潮。而由于经学发展到这一时期,已经缺乏创造性,它自身陷于繁琐解经和谶纬符命中不可自拔,封建大一统政权也解体,儒家通经致仕的作用已经失去,因而儒学的衰落不可避免。但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封建统治中的作用一直受到重视；而长期受传统儒家教育、熟读儒家经典的文人也不可能一下子放弃自己的儒学根底,因而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处于隐而不绝或吐故纳新、融合他家以求变通的状态。皇甫谧的思想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浸濡而成,是与时代的步伐一致的。他的《玄守论》、《释劝论》、《笃终论》是他的自我表白,他的《高士传》是借古人之口以说自话,他终身不仕、玄静自守更是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玄学思想。但他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儒家士子,虽然世道混乱、自己的身体条件有所限制,但他好尧舜之道,渴望自己能够有所作为。《高士传》中所表现的师生关系,正体现了他在乱世之中折衷的政治理想：不仕而能兼济天下,出谋治国而能免受其害。由此反观谧本人,其思想并非全由庄玄之学主导,儒家思想依然对其产生重大影响,从而《高士传》之隐曲自现。杂传的全面繁盛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杂传这一门类第一次出现在正史(《隋书》)中。本文认为,杂传与“正史”相对而言,指不在正史的、以人物为创作对象的叙事性传记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的发展与政治上的需要、人物品鉴的兴盛、杂传自身的体例与传统史传的积累、个人意识的觉醒这四个方面是促使杂传繁荣发展的原因。《高士传》中的人物可按“王政”与“养生”两个主题词大致分为两类。《列女传》已佚,如今只能从类书和其他典籍中辑录,从这些零章片简中我们也可以读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发现作者寓于其中的对男性“失节”的反讽,也可反观他对于女性的看法；而《玄晏春秋》以正史之名入杂传,体现出后世散文和小品文的文学特征。由全文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皇甫谧重视个体和非主流群体的传记历史观,这一点,正是深受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