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分工、农业专业化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生产环节外包为主的农业分工演进及农民外包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是下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探析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供给和需求、农民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决策与福利效果等都是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研究“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聚焦农业分工背景下的棉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本研究的主要思路为:生产环节外包供给渠道的选择偏好?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决策分析?采购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差异性分析?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福利效果分析,根据棉花生产环节的技术难度差异、资产专用性、棉农家庭禀赋、农户分化等特征,全面分析棉农产生不同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比较棉农生产环节外包的供需现状及外包行为的福利效果分析。本研究主要运用分工与协作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理论,以农业分工为背景,对新疆南北疆9个县(市)1036户棉农进行深入调研,获取有效数据对棉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对棉农生产环节外包供给渠道的选择偏好进行分析;其次,对棉农生产环节环节外包行为的决策进行分析;第三,对棉农采购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差异性分析;最后,对棉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福利效果分析。整个研究层层递进对农业分工背景下棉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棉农生产环节外包供给渠道的选择偏好:在整地播种环节环节中,棉农选择最多的外包渠道为棉农自己购买型,占总样本的36%,其次为社会关系型,占总样本的33%;在水肥管理环节中,棉农选择最多的外包渠道为种植大户型,占总样本的35%;在棉花采收环节中棉农选择最多的外包渠道为棉农社会关系,占总样本的47%,其次是种植大户型,占总样本的30%;以上三个生产环节中,农业企业型渠道是棉农选择最少的外包渠道,究其原因,农业企业型供给渠道是以盈利为目标的服务组织,对棉农而言,虽然农业企业型供给渠道的服务质量更高,但是会增加其成本支出,最终棉农选择农业企业型外包渠道的比重较少。(2)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决策分析:棉农依据家庭资源禀赋,针对棉花不同生产环节对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需求差异,会采取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的生产决策。具体而言,农业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选择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更大,植棉面积越大的农户选择生产环节外包概率相对较低,同时农户各生产环节的外包行为呈现出显著关联性特征。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户选择整地播种播种、水肥管理和棉花采收环节外包的农业兼业的门槛值分别为:83.00%、76.70%、55.80%;对应环节棉农选择外包的植棉面积(亩)的门槛值分别为:99.00、72.00、15.00。进而提出加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户生产环节外包服务,有助于降低农业兼业导致劳动力流失对棉花生产的影响,并能缓解“小农户”采购农机的投资压力,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积极作用。(3)棉农采购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差异性分析:分析了家庭禀赋、土地流转对棉农各环节采购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和等待时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禀赋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棉农采购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并对各生产环节的影响也表现出差异。棉农通过土地流转实现有限资源的二次匹配,对采购各生产环节外包行为造成显著影响。棉农各生产环节采购外包行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决策行为,整地播种环节与水肥管理环节采购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存在负相关。进一步研究证实,家庭禀赋、土地流转对棉农采购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和等待时间的影响呈现出区域差异,尤其在整地播种环节和水肥管理环节最为突出。在棉农家庭禀赋特征中,植棉规模、生产设备、劳动力数以及植棉收入比重、邻居采购是显著影响棉农各环节采购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重要因素。土地流出显著影响棉农采购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等待时间,土地流入仅对整地播种采购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具有显著影响。(4)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福利效果分析:从家庭收入、消费支出和劳动舒适度等3个方面分析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对改善小农户福利的影响,并比较了各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从整体上看,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确实能够改善小农户的福利,如提高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以及提升劳动舒适度。(2)农户不同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福利效果存在差异,棉花采收环节外包行为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最显著;水肥管理环节外包行为对提高农户消费支出和舒适度均有显著作用。(3)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对提升外包福利存在差异,导致农户不同生产环节外包的福利效果表现出规模差异和文化差异。同时,受南疆和北疆资源禀赋的影响,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福利效果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