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河南与贵州三省的实证调查

来源 :贵州师范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qingdao2046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序地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而以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因超时空、速度快、虚拟化、互动性强等特点日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社区参与和基层选举参与的重要途径,进而重塑了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新模式。因此,探讨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是新形势下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基于浙江、河南与贵州三省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以新媒体使用为切入点,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新媒体使用时长、使用频率、使用动机及使用满意度等四个维度揭示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且在“维权型政治参与”“社区型政治参与”和“选举型政治参与”三个维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型政治参与和选举型政治参与受新媒体的影响显著,而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型政治参与影响并不显著。
  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围绕上述研究发现进行了以下几方面探讨: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行动逻辑是什么,是“仪式性”,还是“工具性”?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型、社区型、选举型三种不同政治参与类型的特征分析,得出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行动逻辑主要是基于“工具性”考量。第二,从“弥补数字鸿沟”到“媒介赋权”,新媒体可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新途径。第三,通过依托新媒体丰富政治参与的传播形式、发展参与型网络政治文化、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媒介素养四方面尝试提出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利用新媒体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其他文献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是2015年《立法法》做出的重大修改,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区的一项重大举措,亦是完善我国地方立法体系、帮助地方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规范社会行为的重要举措。2018年《宪法》的修改进一步明确了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权力。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使得地方改革于法有据,进而推动国家整体的发展。因此,设区的市要提高立法内容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尽最大可能发挥出地方立法的作用。自修改后的《立法法》实施以来,设区的市都积极踊跃地制定地方性法规。本文
印度与中国的国家间关系直接影响着亚洲的地区稳定,关系着全球政治的稳定和发展。2014年,莫迪上台后,对中国的发展战略有了明显改变,从而使中印关系再度成为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虑,莫迪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具有鲜明对冲战略特征的风险防范战略。本文从“对冲战略”理论的视角入手,剖析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成因、表现以及带来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研讨中国的对策。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基于发展需要和对威胁的感知,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围绕“风险应急”和“权力博弈”展开。前者主要
自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国家治理便成为政治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更是把这个话题推上了新一轮的热潮。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执政治国早已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考察国家治理绝对不能缺少政党政治的视角。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政党,这些政党之间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一定的政党政治体制。这使得关注一国的国家治理就不能脱离该国的政党政治体制,一国政党政治体制的国家治理作用也就非常值得研究。
  当今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无
中国与东盟国家位置比邻,长期以来都是战略合作的好伙伴,双方经贸合作、人员往来等更为频繁。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中国与东盟开启了公共卫生领域合作,此后,伴随着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日益强化,双方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健康丝绸之路推动着双方公共卫生合作的深化与发展。本研究从全球公共卫生复杂性和“一带一路”以及“健康丝绸之路”倡议的背景出发,在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以来,有效地推动了城乡一体融合与人才向乡村流动。在参与乡村治理的新乡贤类型划分中,有为乡村带来丰富资源、为村民提高生产效益的内生型新乡贤,也有重塑乡村文化和文明的文化型新乡贤,还有尚处于培育阶段的发育型新乡贤及会将新乡贤治理引向歧路的盈利型新乡贤。可以看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成效较为突出,但乡村的空心化与乡村文化的失序使乡村发展面临边缘化与治理乏力的危机,且目前新乡贤治理模式尚处于初始化阶段,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面临诸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事务工作的重点和焦点,不仅是指导当前和今后我国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也对维护国家统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并提升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一环。本文在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必要性和实效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策略,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本文梳理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概况以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主体,承接政府部分职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提高社区自治和居民参与意识的过程。宏观上,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通过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够弥补政府功能不足,转变政府职能,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自治,加强公民政治参与和推动公民政治认同;微观上,能够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中央明确表示,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
本文主要从屯堡人汉人意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变迁的视觉,审视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过程、现实启示。
  明朝时期是屯堡族群的形成时期。屯堡人汉人意识在移民群居生活和“夷-汉”二元社会环境中得以觉醒。首先是为了巩固对西南的统治地位,明朝征调大量汉族兵民入驻贵州屯垦戍疆,形成了屯堡社会族群。其次是屯堡人到贵州后形成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夷-汉”对立和融合局面,使屯堡人更加强调其族群边界,汉人意识得以觉醒。明朝时期移民的汉人带来了新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思想,引领着贵州的生产和文化发展,形成了汉人与少数
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就必须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在现代城市中,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而存在。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层环节,在新时代里其更加注重居民和其他社区成员的参与以及治理效能的提升。城市中的民族社区受民族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一般性社区治理经验对其并不适用,所以该类社区治理中面临的问题也就更为棘手。本文通过分析代表性案例山
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在其中提出了治理有效的目标。在随后的一系列文件和决定中,党和国家又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此后,一些地方开展了吸引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新乡贤参与下的乡村治理是否有效、在哪些方面取得成效、为什么取得成效,这些并非不证自明的问题。只有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才有利于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最终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粤西地区不但拥有丰富的乡贤资源,而且在当地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乡贤十分热衷于参与乡村治理。选择这一地区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性、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