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霸权论”甚嚣尘上,中国需要用文化展现中国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并重拾国家话语权。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一带一路”拉开了帷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引发了学者在这一议题下对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国文化在这一大背景下传播效果如何,又受什么因素影响?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而且相关定量研究较为匮乏,且大多数仍是偏好于引力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传统的测算指标和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基于此,本文将主题定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下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将文化影响力操作化为中国文化产品对外出口额,并以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与中国建交时长、与中国领导人互访次数、中国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51个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国家和42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国家,以2009-2017年9年间对中国出版物、音像制品和视觉艺术品三大核心文化产品的进口额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深入探究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首先,本研究发现,总体上来看,地理距离的增加所带来的运输成本增长和文化异质性增加会显著缩小贸易伙伴国对中国文化的进口额;领导人互访次数较多的国家,对中国文化产品的进口也越多;中国对外投资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外传播,其影响效应也十分显著。但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根据则根据地理位置出现了分化,文化距离的增加虽然总体上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起到抑制作用,但在近距离国家和远距离国家中则表现出了“偏好强化”和阻碍文化产品出口的两方的博弈。其次,受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建交时长和对外援助的影响作用也产生了分化,普遍表现为对低收入国家的促进作用。其中,从时间维度来看,对外援助能够即时有效地推动受援国对中国音像制品的进口。最后,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效应来看,其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效应具有滞后性。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范围来看,中国文化的主流消费市场仍局限在“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与中国关系良好的中亚、西亚、欧洲地区。以上结论初步证明了各变量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具有影响作用,并且中国政府正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增强中国文化辐射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但在西方文化仍占据世界文化主流的当代,中国文化如何突破西方世界设置的重重阻碍,如何丰富我们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让中国文化不仅进入寻常百姓家,更影响到各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从而让中国占据世界舆论的制高点,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这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