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已经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亟需解决由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的相对贫困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时期,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行定向扶贫、精准扶贫。发展普惠金融,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农村贫困群体的金融排斥现状,推动社会公平。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普惠金融的精准扶贫效应,通过梳理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的内容和理论,分析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可行性和作用机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说明中国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现状及问题,并通过实证分析评估我国普惠金融的精准扶贫效应。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总结了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的相关概念,梳理了普惠金融的特点、体系层次、发展历程。普惠金融萌芽于15世纪的欧洲,最初表现为向贫困农户提供公益性生产资金的小额贷款阶段,发展到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支持的微型金融阶段,最终形成了为社会全体阶层提供全面合适的金融服务的普惠金融阶段;而精准扶贫概念的产生受到国内外减贫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启发,具有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三大核心要点。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在服务群体、发展要求、产品服务创新三个方面高度一致,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信贷门槛,缓解贫困人群的金融排斥问题,并通过精准投放资金,激发帮扶对象的生产积极性,有效纾困扶贫。本文进而深入分析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指出普惠金融通过风险抵御和门槛降低效应直接缓解贫困,通过再分配和经济增长效应间接减贫致富,并说明普惠金融在覆盖率、多样性、可得性三个方面会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施行。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说明我国目前以相对贫困为主,贫困群体返贫率高,代际传递明显,并基于普惠金融的渗透覆盖、使用情况两个维度选取了8个具体指标,通过变异系数的欧式距离法计算了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区）的普惠金融指数。结果表明我国的普惠金融总体上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全国平均普惠金融指数由2005年的4.11增长到2017年的35.55,年均增长率高达18.06%。而普惠金融指数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总体上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趋势,其中浙江、上海、北京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结合上述结果,本文从供需两个角度分析了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发展现状,并且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群体的金融意识薄弱、积极性不强,普惠金融的政策联动效应弱以及扶贫不够精准的问题。本文将城乡居民收入比作为贫困指标,基于计算得出的普惠金融指数,构建了2005-2017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指数对我国贫困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状况的影响呈现“U”型,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比呈现二次项相关关系,即在发展初期,普惠金融的扶贫效果较为显著,但边际效应递减。当普惠金融发展到拐点（普惠金融指数达到31.88）后,普惠金融的发展反而会助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大。为了进一步检验我国不同地区的普惠金融精准扶贫效应的差异性,本文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影响呈现“U”型,而在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与贫困指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其中东部地区模型拟合优度较低,普惠金融指数拐点位于62.70。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普惠金融具有明显的扶贫效应。其中,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在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0.0218,而在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0.0114。普惠金融的扶贫效应在人口密度较大的中部地区效果最为良好。最后,本文还引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贫困发生率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说明本文构建的普惠金融指数更能反映贫困地区的金融排斥现状,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在效度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避免了贫困发生率因不同统计标准产生的时序无效性,原回归模型稳健性较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本文将城乡居民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更深层次地研究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第二,本文创新性地提出我国普惠金融的精准扶贫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呈现的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并引入普惠金融指数的二次项来验证相关假设,拓展“U”型关系模型解释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作用机理;第三,本文引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贫困发生率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到互联网金融新阶段以及新阶段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群体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