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过渡的转型期,央行采用两种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对经济进行调控,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保持货币政策稳健和中性适度。银行作为执行货币政策、连接实体经济的重要部门,是货币政策传导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各项业务的开展保证了货币政策的高效传导。但近年来非银金融科技机构飞速发展,衍生出的多样化理财产品和借贷渠道对传统金融形成了有效替代,挤出了银行表内业务,缩小了货币政策的可调控范围,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造成冲击。本文将金融科技界定为非银金融科技机构代表的社会金融科技发展程度,作为研究的第一个维度,研究其对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主体,面对非银金融科技机构快速发展形成的竞争效应和挤出效应,近年来也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积极应用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在内的金融科技技术赋能自身业务,以减轻非银金融科技机构发展造成的冲击。本文将银行应用金融科技技术的程度定义为银行金融科技,作为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探究银行能否通过引入金融科技技术减少非银金融科技机构发展带来的冲击,从而促使货币政策更加畅通地传导。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金融科技的衡量指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42家银行作为研究样本,使用Python爬取上市银行年报进行文本分析构建银行金融科技的衡量指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金融科技、银行金融科技与两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最终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地降低了数量型工具调控银行信贷供给的效力,削弱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并且这种削弱效应是通过金融科技发展改变银行存款结构即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款占比这一路径实现的。第二,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地弱化了价格型工具影响贷款利率的效果,削弱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传导效率,并且这种弱化效应是通过金融科技发展减少银行理财业务规模这一路径实现的。第三,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技术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在价格型调控下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技术有助于提升利率渠道的传导效率,但在数量型调控下对信贷渠道传导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金融科技发展与货币政策传导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补充,对在数字金融发展大背景下,进一步了解并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推进构建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研究银行应用金融科技技术对两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产生的影响,为央行引导银行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下针对性地进行相应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信贷资产结构优化及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行建议,符合现阶段从“大水漫灌”的总量型货币政策向“精准滴灌”的结构型货币政策转型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