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粹庭，生于1906年2月24日，河南遂平人。192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为该校的首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该校文学教育系第一位文科硕士。他自觉担负起改革河南梆子的重任，历经波折与艰辛，以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投身于河南梆子的编导和传播之中。他是河南梆子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领军人物、名副其实的“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从事戏剧活动四十年间，呕心沥血，创作改编了八十余部剧本，执导上演了数百部传统与现代豫剧，堪称豫剧兴起三百年来第一位也是迄今最优秀的剧作家和导演。他自觉以“重大担负者”自任，毫不懈怠地下“埋头工夫”，全力投入编剧、导演、教育等系统化艺术创造工程，使豫剧薪火相传并逐步发展为国内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在对材料不断发掘与充分占有基础上，笔者对樊粹庭剧作与戏剧改革理论有了相对清晰准确的把握。本文是以六卷本《樊粹庭文集》为基础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同时也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的回放。尤其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版本与校勘问题进行了甄别和归纳，并对整体编纂方案予以详细的梳理。这次集中的整理编纂的方法与途径，即使在《樊粹庭文集》出版以后，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长远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为种类众多的河南地方戏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文本保护与传承路径，也将为其他地方戏剧目的整理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与依据。在《樊粹庭文集》收录剧目时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樊戏”①的定义界定。只有敲定了樊戏的定义，才能最终确定哪些剧目可以收录。笔者在吸收前辈学者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从两个层面上对樊戏进行定义：在理论范畴上，不论是改编、创作、还是导演，均体现了樊粹庭的戏剧才能。因此，樊戏包括经过樊粹庭改编、创作或导演的所有剧作；从实际上，樊粹庭导演的剧目数百种，数目之多、统计之难显而易见。出于谨慎的态度与对著作权的尊重，也为了确保研究的质量，笔者还是较为保守地将樊粹庭创作、改编且导演的剧目归于樊戏之列。参照樊戏的定义与掌握的现有资料做不完全统计，樊粹庭创作剧本51个，改编剧本36个，另外还有一些剧作有待考证。粗略统计，目前樊粹庭创作改编的剧本当在87个上下。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对《樊粹庭文集》整理编纂的过程中，发现樊粹庭的出生年月相互抵牾。对于这位豫剧的开山祖师，有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出生年月进行严格考证。这是对樊粹庭本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负责。经过笔者对各位学术前辈提供的文字材料进行比对与分析，也就此专门咨询樊粹庭之子樊琦先生，最后确认了樊粹庭准确的出生年月，即1906年2月24日。此外，关于樊粹庭的戏剧改革缘由，戏曲界也是众说纷纭。多数人强调樊粹庭本人投身戏剧的献身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笔者也认可这种说法。实际上，经过对樊粹庭生存的时代背景与河南梆子发展衍变历史进行追溯后，发现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来源为：以康、梁为代表的戏剧改良思潮的影响、以川剧、评剧、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改革的带动、河南梆子生存发展的本质诉求、樊粹庭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与将戏剧视为宇宙事业的戏剧观念。实际上，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还来源于社会舆论、事业发展、家庭因素与个人情感。应该说，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原因相当复杂。这不仅是民族危机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河南梆子亟需改革的内在需求，也是樊粹庭酷爱戏剧与戏剧救国理念支配下的自觉自愿。故此，他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戏剧改革与改良社会的双重责任。樊粹庭是中国戏曲文化史上罕见的集编剧、导演、行业经营、戏曲教育、文化传播于一身的全能艺术家、实业家和卓越的戏曲教育家。无论是其轰轰烈烈的戏剧改革，还是数量众多、造诣颇高、反响强烈的经典剧作，均显示出其对河南梆子发展所发挥的舵手作用与指导意义。樊粹庭将河南梆子引领到戏剧现代化进程之上，三十年间将主要精力投注在戏剧创作和演出改革之中，尚没有功夫停下来对其戏剧理论进行总结却不幸驾鹤西去。因此，他没有齐如山那样有系统的戏剧理论与大量的学术著作传世。因此，其散落在梆剧改革实践之中的戏剧理论就更需要后人的发掘和提炼。其鲜明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创作技巧犹如熠熠闪光的珍珠一样散存于剧作中。笔者有义务有责任为樊粹庭也为河南梆子找回这些弥足珍贵的珍珠并将其串成珍贵的项链。为了更好地服务当下的戏剧改革，笔者从理论层面上，对樊粹庭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进行学理性分析与提炼总结。本人经过仔细研读完整存世的67个剧目，试图寻绎樊粹庭编剧的金科玉律，体悟其贴近民众生活、尊重历史原貌、追求艺术真实、注重舞台效果等编剧原则，进一步揭开樊粹庭成功编剧的奥妙真谛。同时，笔者还发现其珍视豫剧与艺人的民本意识、启迪民智的戏剧观念、开放通达的理论架构、雅俗共赏的普世艺术观是其戏剧观念的核心。无论是其戏剧观念，还是编剧原则，均在樊粹庭戏剧创作过程中发挥了潜在的指导规约作用，也必将为当下的戏剧改革提供切实可靠的引领和垂范作用。本文专门探讨了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与剧作风格之间的变化与关联，并对时代强加在其身上的外力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追踪式定位分析。应该说，剧作家不可能摆脱外部环境与时代对其产生的干扰。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环境与时代的双重影响，反映了外因对个体的影响与个体对时代的能动作用。在时代背景、社会政治环境、作家境遇、思想觉悟等主客观因素对戏剧创作的多重影响下，樊粹庭不同时期的创作也呈现明显的差异。由此，笔者将樊粹庭的创作分期大致分为：发展期、成熟期、转型期、升华期。实际上，樊粹庭自1934年接管豫声剧院正式从事戏剧事业，有两件对其影响深刻的重大事件。首先，由于樊粹庭与陈素真之间的密切关系，1942年陈素真这个台柱子的离开使得樊粹庭陷入情感与事业的双重困境之中。毫无疑问，对其创作以及风格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收敛了前期爱国情感的闪耀锋芒，进而对人性及个体情感进行再度审视，创作改编了大量神话剧，将人类现实中所不能实现的情感借助外力抑或是超现实力量得以实现。其次，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樊粹庭一度恓惶的内心开始有了新的寄托，对新中国充满了期待。剧作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与对新生活的期望欢欣鼓舞地投身于新政府所倡导的戏剧改革活动中。他能更加冷静地思索戏剧的本质规律，进一步来探索戏剧现代化乃至当代化的改革问题。他本人的创作重心也从创作思想的变革转向了对创作手法现代化的探讨和实践。樊戏题材较好地体现出鲜明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樊粹庭剧作，笔者大致依据主要戏剧冲突的性质及内容，将其剧作题材分为五部分：历史剧、社会剧、婚恋剧、神话剧、时事剧。在历史剧中，剧作家呈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淑世精神，试图通过创作来实现文学报国的愿景，其剧作表现出对国家时局的强烈关注与对英雄主义的诚挚呼唤。他的剧作英雄爱美人更爱江山的大爱模式，超越了“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小爱局限。他像街头鼓手一样，通过惊心动魄的剧作来增加民族自信，激励民众抗日，不愧为“爱国剧作家”。在动荡战乱的社会背景下，樊粹庭怀着惩创人心、疗治社会顽疾、拯救黎民百姓的急切心理，饱含感情地创作了具有明确悲剧意识的社会剧。在婚恋剧中，出现了众多超越门第、历经艰难佳偶天成的理想婚姻范式。其塑造的女性对爱情大胆追求的程度远远超越其所处的时代，甚至具有现代社会爱情的某些特征。樊粹庭笔下的女性，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传达出女性在社会转型变革中所具有的决绝与刚烈个性。樊粹庭将目光聚焦到当下社会，关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对凝聚着民族文化与民众情感的神话母体再度创作，其神话剧体现出执着于现实的写作精神。可以说，樊粹庭的剧作如时代晴雨表一样全方位地折射着时代的特征，堪称“中国近现代豫剧演进发展史的生动史诗”。樊戏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具有宽广宏富的题材来源。樊粹庭不动声色地融入现代思想与时代内涵。同时，在传统题材中独辟蹊径，创造性地采用了超前的创作方法与独特技巧。其剧本结构在遵循传统的情节发展时，往往能跳出既定思维，设计出不落窠臼的情节。外敌入侵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更加关注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多重外部冲突，也善于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培植戏剧人物不断变化的性格，并通过变化的性格来推动情节发展。剧中往往出现人物与情节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相互扭结而相得益彰。他还对戏剧本质特点掌握娴熟，具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经樊粹庭化俗为雅、驱雅入俗的精雕细琢，河南梆子的语言已经由粗俗鄙俚转向了雅俗共赏，体现出近现代语言变革的踪迹，由过去艰涩难懂的文言模式，变为通俗浅显、文野相济的大众化话语风格。这都为后来戏剧创作提供了可圈可点的范本。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在樊粹庭逝世二十周年追悼会上亲笔为其题词：“词章悬日月，名迹满江湖”。可见，樊粹庭的戏剧创作与戏剧改革均得到了后世与剧界鸿儒的充分认可。在地方戏改革四大才子评剧成兆才、川剧黄吉安、秦腔范紫东、豫剧樊粹庭之中，樊粹庭虽然出现时间稍晚，其对地方戏的贡献绝不亚于其他三位。也正是樊粹庭从事戏改稍晚，他才能够吸收其他三位戏剧家的经验与教训。同时，樊粹庭作为中州大学第一位硕士，具有超前的眼光与高超的戏剧理论水平。这也远非成兆才、黄吉安、范紫东诸位先生所比。范紫东、黄吉安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成兆才本身就是艺人，其三位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剧本创作。而樊粹庭结束了豫剧向无剧本的历史，重塑了豫剧的舞台形态，建立了河南梆子第一座现代化舞台、豫剧第一个现代教育机构、中国第一个正规豫剧剧团，奠定豫剧的人才培养模式，确立豫剧编导理念。可以说，樊粹庭是河南梆子的开山祖师，豫剧现代化进程的奠基者与引导者，他集剧作家、戏剧教育家、导演于一身，在戏剧创作、舞台实践、声腔提炼、表演技艺、剧团管理、人才培养、理论建构等方方面面具有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樊粹庭不愧为近代以来地方戏改革的集大成者。戏剧理论家、教育家张庚先生盛赞“樊粹庭同志是豫剧的革新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