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赛义德在其1983年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中，首次提出了“旅行理论”。与里德在书谈到的旅行有所不同的是，在这里，理论成了旅行的主体。理论的旅行主要分为四个步骤。首先存在着理论诞生的出发点；然后理论穿越各种语境，从较早的一个点来到另一种时空；再次是新环境对这种理论的接受；最后理论在被重新使用后发生了转变，得到了新生。在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中，我们可以找到赛义德的旅行路线，然而斯坦纳论述的出发点却是包括译者在内的接受语文化。本文试图从这两种理论的结合中得到启发，认为文本同样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物，它的旅行过程与理论的旅行过程是一致的，也是一个不断被选择、获得转变，并与接受语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但是文本本身并不能发起旅行，它的背后必须有一个推动的力量。文本的出发、旅程与到达，换而言之，文本的命运与该力量息息相关。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个力量就是接受语文化，包括社会的期待、译者和目的读者等等。而旅行的交通工具，毫无疑问，就是翻译。本文旨在从以上的理论框架着手，论述文本的旅行与接受语文化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