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舞台,而进入国际化视野伴随的是“被选择”“被观看”的命运。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阴差阳错的“被动殖民”到别有用心的“主动殖民”的转变。阴差阳错的“被动殖民”主要指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王广义的《大批判》、方力钧的“大光头”形象为代表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他们有感于中国社会现实而创作作品,但是当他们的作品走向国际时,却遭到了“后殖民主义”和西方的“东方学”的误读——看作是“现实中国的真实写照”“第一次窥见了中国灵魂的消息”。如果说90年代初中国艺术家还不知道西方艺术界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和标准看待中国当代艺术,“阴差阳错”地得到了西方艺术界地青睐的话,那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艺术界的交往不断加强,到了90年代中后期,就演变为别有用心地“主动殖民”了,囿于西方强大的文化体制和名利的诱惑,中国艺术界一种献媚的“符号化”创作模式大行其道,表现为表层地、肤浅地、歪曲地将代表“中国身份”的传统文化资源和貌似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图像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以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而这种身份是失去主体性的,是根据西方“东方学”的标准塑造出来的,正好迎合了西方人的异国情调和强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感的需要。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核心问题锁定在对后殖民语境下中国当代艺术“符号化”创作现象的文化主体性的研究,以期能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思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法(指对关于文化身份和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文献的研读参考)和个案研究法(指对某些艺术家和艺术事件的深入研究)。文章的第四、五、六、七、八部分为本文的重点,通过对西方“后殖民主义”哲学的阐释来寻找其中关于文化身份研究的理论依据,从中国当代艺术融入全球化过程中遭遇后殖民主义的混乱局面中分析出深层的原因,并且为重树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提出个人的看法。最后,笔者认为,在这场面对西方“后殖民”的突围战中,应该注意：首先,我们要主动抵御文化上的“后殖民”,包括既要警惕“被动殖民”的误读,也要杜绝“主动殖民”的献媚,重新构建中国艺术的评判标准,重塑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再者,在应对国际多元化文化的冲击时,我们也不能抱残守缺,翻炒“国粹”,让狭隘的民族主义自毁前程,而应该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广泛吸收异国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创造出更从容、更可靠的显示“中国身份”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