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后，儒学的内在发展经历着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演变，清初“经世致用”正是在这一趋势下应运而生。颜元及其开创的颜李学派即是此风气中引人注目的代表。颜元以“实学”相标榜，实习、实行、实体、实用乃其为学的核心内容，而“格物”论不仅是其解读“四书”的理论基础，更是其“习行”思想的重要体现。颜元和弟子李塨抨击朱学及王学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们在清初经世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将传统的内圣外王之学提升为实体实用之学，名为恢复儒家的经世传统，实则突破前人的桎梏以另辟蹊径。本文从颜李学派内部逻辑的“认知”方面来探求颜元的理论如何在李塨处转向为考据学：格物致知既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那么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最终必须归于信息的组织和概括，即“格物致知”的结论必须从儒家经典中衍出，而印证于儒家经典。颜元极力反对引经据传的本意是倡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用价值，其结果又难免矫枉过正，最后竟得出“读书一二卷亦足，虽不读书亦足”1的结论，他最终因薄视考据而沦为“格物在格物”的尴尬境地，他的弟子李塨面临的是程朱衰歇与经学蜕变的双重处境，则最终走向了考据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