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赢利型经纪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在当今农村社会产生的新背景，梳理出赢利型经纪形成和运作的关键性因素——利益网络，指出当前存在的新型赢利型经纪行为，并论述村民对赢利型经纪合法与非法的冲击。文章主要分成六个部分加以分析论述：第一部分，导论。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赢利型经纪研究的梳理，总结目前研究状况的局限性：第一，单纯引用杜赞奇国家赢利型经纪理论的较多，但批判或丰富其理论的较少；第二，以乡镇干部蜕变成赢利型经纪为研究对象的较多，但以村委会成员蜕变成赢利型经纪为研究对象的较少。本文的新意就在于以杜赞奇赢利型经纪理论为研究依据，通过论述河北白村村委会成员蜕变为赢利型经纪来进一步丰富、发展赢利型经纪理论：一是杜赞奇认为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不断深入是清末民国时期赢利型经纪产生的背景，而本文探析了赢利型经纪在当前农村社会产生的新背景因素即村委会的尴尬角色、市场经济下的理性经济人和农村社会的利益网络。其中，利益网络作为赢利型经纪形成和运作的关键性因素是本文相对于杜赞奇的文化网络提出来的；二是杜赞奇认为赢利型经纪的赢利行为主要体现在征收赋税和摊款上，而本文指出当前赢利型经纪在村集体资产管理和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存在的新型赢利行为；三是杜赞奇认为赢利型经纪受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力革命冲击而被消灭，而本文论述了当前农村村民对赢利型经纪进行的上访与村委会选举的合法冲击以及最后进行的暴力冲击。第二部分，杜赞奇的国家经纪理论概述。杜赞奇用“国家经纪体制”来指称晚清民国时期的基层政治体制，并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分为两类：“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杜赞奇认为，国家政权的深入是清末民国时期赢利型经纪产生的背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政权和各地军阀征收赋税和摊款的额度越来越大，那种具有保护人性质的村庄领袖如果继续担任村中公职就会面临越来越少的报酬和越来越多的麻烦，逐渐淡出乡村政治舞台。与此同时，视公职为谋利手段的赢利型经纪纷纷取代保护型经纪担任村中公职。杜赞奇认为，赢利型经纪的赢利行为主要体现在征收赋税和摊款方面。面对赢利型经纪的大肆渔利，忍无可忍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暴力革命，最终消灭了赢利型经纪。第三部分，赢利型经纪在白村的出现及背景分析。杜赞奇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赢利型经纪产生的背景是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不断地深入，而赢利型经纪在白村出现与目前村委会的尴尬角色、市场经济下追逐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和农村社会的利益网络有密切关系。其中利益网络是本文相对于杜赞奇的文化网络提出来的。杜赞奇认为，保护型经纪包含于文化网络之中，通过文化网络来获取权威；本文认为，赢利型经纪包含于利益网络之中，通过利益网络来获取利益。利益网络主要由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以利益为导向的姻亲、宗族关系网络以及各种以利益互惠为基础的庇护关系等构成。赢利型经纪力图构建自身的利益网络，以便垄断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联系而从中渔利。第四部分，论述白村赢利型经纪行为。白村赢利型经纪依靠自身的利益网络挟持民意、欺瞒政府，其赢利行为主要集中体现在村集体资产管理和公共物品供给上，造成村集体资产的流失和公共物品供给的扭曲，严重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这种新型的赢利行为与杜赞奇笔下的赢利型经纪在征收赋税和摊款方面的赢利行为有所不同，为赢利型经纪理论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第五部分，村民对赢利型经纪的冲击。与杜赞奇论述的农民对赢利型经纪进行暴力革命冲击不同的是，白村村民面对赢利型经纪恶劣的赢利行为依次采取了合法行为和暴力非法行为来冲击赢利型经纪。在上访和选举两种合法行为遭到失败后，村民选择了使用暴力来冲击甚至是消灭赢利型经纪。第六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回顾总结，总述当前赢利型经纪与杜赞奇论述的赢利型经纪不同的产生背景、赢利行为和受冲击过程，以期在未来的相关学术研究中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