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发生了一件不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那就是著名的弃医从文,而这一事件的契机则在于另一件对鲁迅刺激很大的事——“幻灯片”事件。“幻灯片”事件给青年鲁迅带来的精神刺激到底有多深多大,可以从他归国后在作品中对这一事件的反复叙述里窥见一斑。鲁迅不仅在写于1922年12月的《<呐喊>自序》、1925年6月16日登载于《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的序文、作于1926年10月12日《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和在1925年所作《自序传略》的基础上增补修订的《鲁迅自传》这四篇作品中对“幻灯片”事件有直观的回忆性叙述,更从“幻灯片”事件中引申出深层次的“围观”模式和“鉴赏”主题,这种类似于“幻灯片”事件的反复叙述,贯穿于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中。不管“幻灯片”事件是否是导致鲁迅弃医从文的决定因素,也不管鲁迅日后从的“文”是怎样的“文”——功利性的还是赎罪性的,现在对于“幻灯片”事件的阐述本身就是基于后来者鲁迅的叙述之上的,所以今天要做的并不只是从既定的事实来逆推“幻灯片”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更是要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本文试图从涉及“幻灯片”事件的三个文本入手,对《<呐喊>自序》、《<阿Q正传>俄译本序及作者自叙传略》(《鲁迅自传》)、《藤野先生》分别进行文本写作背景、写作内容和细节的分析,包括文本主要写什么、针对不同内容或是相同内容而选择的不同侧重点与处理方式、三个文本各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不同主题的叙述重心是否有转移、写什么的时候又想到什么、“幻灯片”事件在写到哪里想到什么的时候又浮现等等问题,进而比对这三个文本中对“幻灯片”事件叙述的差异,分析每种差异背后隐藏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希望达到对鲁迅进行“幻灯片”事件文本阐释时的重构,从而探索“幻灯片”事件在当年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心理留下的历史痕迹,结合从“幻灯片”事件引申出来的围观和鉴赏主题在鲁迅其他作品中的延伸和扩大,探索鲁迅作品中的“幻灯片”事件的原型流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