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规则作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特殊制度规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于自认制度的研究较为丰富,然而对作为自认制度中更为特殊的拟制自认规则研究的成果却寥寥无几,且学者对拟制自认关注的重点多是拟制自认的类型化及拟制自认中法官释明权问题,涉及方面较少。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运用拟制自认进行裁判的案例数量较多,拟制自认规则具有巨大的适用空间,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已经不止前述两类,拟制自认的理论研究已经无法和目前的司法实践需要相匹配。我国拟制自认规则目前只是规定在司法解释当中,2020年实施的《新民事证据规定》对拟制自认规则进行了细微的修改,但修改后的拟制自认规则仍然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其一,我国大陆地区司法解释规定的拟制自认表现类型仅有一种,不同于我国台湾地区,也不同于德国等国家,而我国大陆地区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拟制自认类型已经出现了该一种以外的多种类型,造成了许多裁判说理不足的诟病,因此,明确扩大拟制自认类型的范围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二,我国法官对于拟制自认规则中规定的“说明并询问”理解不到位,导致司法实践中往往无法准确加以适用,例如部分法官仅仅只是多次询问就直接适用拟制自认,部分法官进行说明的尺度不一,从而导致当事人权利受损。目前这个问题也是我国学界及立法、司法界能够普遍观察到的问题,同样也是2019年拟制自认规则的修改之处。诚然此次修改虽然对法官说明的尺度进行了调整,理论上解释具有合理性,但是经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此项修改并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司法实践中法官运用拟制自认规则进行裁判时仍然规避说明尺度问题,造成司法实践对于“说明并询问”的态度在此次修改前后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变化,实践中的司法乱象仍然很多,因此需要明确法官“说明并询问”的方式和尺度;其三,司法解释对拟制自认规定的成立要件之一为“当事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中对“否认”的理解与适用将直接影响拟制自认规则适用的范围与程度,通过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与司法实践中法院具体适用的态度可以发现,拟制自认中“否认”的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践中的难题即在于“否认”时当事人是否需要附加理由而这个理由又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我国理论界、实务界均未曾讨论过这个问题。针对此问题,各国各地区做法各不相同,我国法律现也未有明确定义,但是最高院关于新《民事证据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中认为“否认”可以毫无根据,尽管该观点是否合理尚需讨论,但通过实证分析将发现该观点目前并不具有明确指导裁判的作用,实践中确实存在多个裁判认为当事人“否认”应当附加理由。因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否认”的含义及其标准;其四,对于在拟制自认中权利受损的当事人如何进行救济的问题,我国法律未有明确规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规定了追复制度,我国众多学者讨论此问题时同样赞同引入追复制度。但是我国针对拟制自认规则的法律规定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法律规定是具有明显区别的,盲目引入追复制度并非就是解决问题的应有之义。应当结合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所产生的具体问题,根据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在针对拟制自认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总结了拟制自认规则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对拟制自认规则的进步和完善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