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监管缺失、内部公司治理失灵的情况下，大股东利用控制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屡禁不止。作为董事会成员之一的连锁董事，有动机和能力对大股东的自利行为施加影响。本研究从连锁董事个人行为和网络关系特征两方面，分析得出连锁董事有动机和能力对大股东控制权收益配置产生影响;同时，通过对控制权收益多层级内容的重新定义和大股东权力制衡力量影响因素、连锁董事权力制衡基础的研究分析，提出了连锁董事和大股东的权力制衡对控制权收益弹性边界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计量模型对连锁董事网络和控制权收益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得出连锁董事与大股东的权力制衡对控制权收益配置的影响的初步结果。因此，本文通过对连锁董事网络位置特征以及连锁董事与大股东权力制衡的研究分析，理清了连锁董事网络对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的作用机理，拓宽了连锁董事网络和控制权收益研究的分析视野，为有效规制大股东控制权收益行为、规范连锁董事网络、完善外部监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通过对控制权成本效应的分析，本文将控制权收益分为四个层级:正常收益、合理私利、超额私利和公共收益。刚性边界范围内为控制权正常收益，刚性边界和弹性边界之间为控制权私利，弹性边界外为控制权共享收益。本文控制权私利特指控制权超额私利，控制权共享收益指包含合理控制权私利和控制权公共收益。　　其次，通过对外部情境因素和大股东主体认知水平对大股东权力制衡力量的影响以及董事会制度和网络关系构成的连锁董事权力基础的研究分析，本文将两者权力制衡对控制权收益配置产生的影响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并展开研究。　　最后，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与控制权私利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处于中心位置的连锁董事为维护自身声誉、影响力和话语权，会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影响股东的行为或通过引进较为规范的制度体系，来抑制大股东的自利行为;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说明董事通过引进稀缺资源和异质性信息，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关键要素与健康的发展环境，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而连锁董事结构洞则未起作用;二、连锁董事网络对控制权私利的抑制作用，主要源自于未在大股东任职构建的连锁董事网络的作用;三、股权集中度与控制权私利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说明在一定的持股范围内，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其内在自利动机强过外部情境因素和自身认知水平对其的约束，使得大股东更加倾向于攫取私利，但当大股东持股达到一定程度，大股东的控制权达到极限，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的“企业家精神”和外部监管体制对其约束作用越大，大股东会减少自利行为;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U型关系，说明外界因素和主体认知水平影响较弱情况下，大股东自利行为降低了公司绩效，在其影响较强的时候，大股东在倾向于维护或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追求长远的效益，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同大家分享公共收益。四、股权集中度对连锁董事网络和控制权收益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说明整体上，大股东主体认知水平和外部情境因素与连锁董事的权力基础共同发挥作用抑制了大股东自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