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方文化界视作经典术语的哈贝马斯(Juergrn Har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可以说是哈贝马斯政治社会哲学思想发展中如影相随的重要范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利之外、并不受官方干预的社会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就是在政府控制之外的区域，通过自由的、批判性的商谈、讨论，形成大众普遍承认的“公共意见”。本文以公共领域为中介，通过对1904——1919年济南公共领域的结构分析，阐述济南在向现代化转型时期，公共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全文共分三部分 一、导言 简要介绍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和1904年以前济南公共领域的概况，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以及私立教养机构．等老式机构之中。 二、1904——1919年济南公共领域的结构分析。该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清末民初济南的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一个有机复合体，它包含了各种具有不同结构样式和社会功能的非官方组织、机构。文章重点以报纸、商会、教育为研究对象。报刊通过公开报道与评论，使报道事件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从而呈现出公共性质，具有了公众舆论的功能。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式社团的出现，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同群体分化出来的趋新分子，按照新的组织形式相互联系，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学校里，青年知识分子济济一堂，共同议论国事，批评时政，在一种新的空间形式里，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公共交往关系。在大的社会运动中，学生通过集会、演说，发表通电，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公众舆论，带有相当强烈的公共批评色彩。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报纸、学校、学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校与政党有联系，而报纸有的及时宣传革命，成为革命党的代言人，新知识阶层往往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政论性的文章，批评时政，宣传革命，号召爱国，可以说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 三、结论部分。从对济南公共领域的分析可以看出，济南传统公共领域开始发生某种带有体制意义的变革，呈现出若干近代化特征：公共领域开始突破传统的慈善、教育、公益等的狭小格局，扩张到某些原本属于国家权力影响和控制之下的领域；济南公共领域的扩张有力的推动了济南整座城市的近代转型，这对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社团较多吸取了西方近代社团组织经验，具有较浓的民主因素，有思想较新的绅商主持公共领域的结果，必然使地方政权的性质逐渐发生体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