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依法查处行政违法行为时,对于其中有相关证据表明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行政案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全面及时地移送给公安机关。尽管从整体意义上来说,行刑衔接的程序方面目前尚未有系统化的规定,但行刑证据衔接已经先行一步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规定,这对于两法衔接后续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赋予了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能力,标志着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在法律层面回应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长久以来有待解决的行刑证据衔接问题,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法律层面的制度资源。本文所指的“行政执法证据”是指,行政执法部门在承担行政职责的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收集、制作的能够用来证明相关违法事实存在的证据。本文所指的“刑事司法证据”是指,司法机关依据法律规定,能够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进行证明的证据。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制作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问题,重点探讨两法言词证据衔接的相关问题。本文对于行刑言词证据衔接问题的研究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通过案例点出当前行刑证据衔接在司法实践中有待完善,然后基于此提出当前在司法的实务中关于言词证据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衔接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法院将庭审质证作为言词证据转为刑事证据的条件,二是公安机关在行刑证据衔接中的职能混乱,三是行刑证据衔接移送机制有待完善,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与追责机制。第二章梳理了我国行刑证据衔接的历史发展沿革和立法现状,通过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解读点出当前对于言词证据衔接的规定有待制定、法条解释存在较大空间、不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与规范等问题。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当前我国行刑言词证据衔接的两大困境,一是行政执法证据和刑事司法证据两种证据制度的不同,二是言词证据相比于其他证据具有其独特性。第四章针对完善我国当前行刑言词证据的有效衔接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首先,针对行刑言词证据适用的范围问题,应当坚持“非经重新收集不得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原则。其次,要明确言词证据的移送范围和使用方式,最后,分析了言词证据衔接中的一些特殊规定,鉴定意见、行政认定意见、现场笔录、无法重新收集的言词证据的衔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