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不论对中美两国，还是对世界经济都有重要影响。然而，贸易摩擦自从中美恢复贸易关系正常化以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特别是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美的贸易摩擦十分频繁，这些贸易摩擦已经成为了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而纺织品作为中美双边贸易的敏感商品，其贸易摩擦是中国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一体化后的第一次争端，纺织品贸易争端的解决必然会日后解决其他行业的贸易争端产生“示范效应”，不论对纺织业还是其他行业的长远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现育针对贸易摩擦的研究面虽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研究的面很广但深度不够、规范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大多停留在对中美纺织品摩擦原因的简单陈述以及对策提出的层面上，但依据相关理论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实证研究的比较少，尤其专门针对中美纺织品摩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尚不多见。 因此不论从现实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出发，研究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本文引入新政治经济学-(或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结合传统贸易理论(特别是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学，还应用博弈论和简单的数理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这些学科的交叉发展，另一方面，为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找到理论依据并加以证实，希望对纺织品贸易摩擦解决机制能提供一定的研究思路、对其他产品的贸易摩擦的解决能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的总体分析框架借鉴了帕特纳姆(Putnam，1988)提出的“双层博弈”思路，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分别引入“中国贸易保护政策决策的政治经济模型”和“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分析了国内政治对中、美两国纺织品贸易政策产生的内生过程的影响以及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中美两国政府在纺织品贸易摩擦中的博弈，还引入1983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战和2005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这两个案例加强了上述分析，从而得出了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和政策制定过程一致的是，贸易摩擦的产生同样取决于国内政治过程，纺织业在美国虽然是衰退产业，但和纺织业相关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仍然存在十分重要的影响，且其影响程度超越了纺织品消费利益集团和一般大众，因此，美国政府偏向于保护的纺织品贸易政策。而对中国来说，纺织业是传统支柱产业，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制定的是具有出口导向的纺织品贸易政策。基于两国的内生特点，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中美纺织贸易规模继续扩大的必然趋势，两国纺织品贸易摩擦也必定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存在，并且很难在短时间得到根本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对贸易摩擦中国是“无为”的，相反地，对中国来说，在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上，深刻认识中、美纺织品贸易政策产生的“内生过程”，也就等于抓住了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美方的底牌。据此，中方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战略和战术，积极应对贸易摩擦，这样不仅利于在中美谈判中取得有利位置，也有利于避免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和纺织品贸易摩擦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