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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运用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和供给需求理论,对廉政制度边界进行了相对可量化的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廉政制度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存在规制范围的边界和定量指标及技术工具上的边界两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分析了这种分析框架所存在的缺陷,一是它忽视了制度框架对于公职人员行为框架的影响;二是忽视了长期影响廉政制度边界的相关变量,忽视了一个灵活的制度机制对廉政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为了弥补成本收益和供给需要分析框架的缺陷,文章提出用制度经济学的适应性效率理论来说明廉政制度边界的灰色地带和解释廉政制度与所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作用机理。并创造性地建构了现有廉政制度体系下公职人员的行为模型,为全面分析腐败发生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制度适应性效率分析框架下的廉政制度边界的内涵。即廉政制度边界主要关注的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转型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主体行为模式的影响,从而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调整和完善来引导人们的思维模型,明确人们的行为边界。在这个视角下考查廉政制度的边界实际就是在文化环境中发掘廉政制度与公职人员和社会公众行为模式的契合所形成的边界,以及廉政制度与既定的正式政治制度廉政可行性之间的契合所形成的边界。最后,文章通过综合两种分析框架下廉政制度边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理,提出了合理的廉政制度边界对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要求。首先,廉政制度要注重成本收益的最优化配比。其次,廉政制度要注重政府供给和社会需求的平衡,包括腐败规模,也就是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规模与供给方的廉政制度设计成本,预期实施成本之间的平衡;政府的利益动机与既定文化背景和公众的看法之间的平衡;需求方廉政制度安排的利用程度和适用性与供给方的现存廉政制度安排和知识积累之间的平衡。第三,廉政体系建设要讲求廉政制度边界的深化。最后,文章提出了廉政制度最优边界对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要求。从而使文章形成一个相互衔接,全面的分析框架,有利于党和政府在大方向上进行科学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