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元化、多形态的时代特点,赋予了文学写作以新的自由精神与自由境界,特别是在继五四之后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这又一个繁荣时期,形成了新的多元的文化空间,这样一个文化空间对于大陆与海外的作家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于二者生存空间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特色。而作家虹影,这种多元文化空间的叙事背景,使她承接但又区别于大陆作家与其他海外作家,呈现出鲜明的个人创作特点。虹影的小说创作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夹缝中,上演了一曲文化突围与文化陷落的二重变奏,文化突围主要表达了无从确认自我文化身份的焦虑感,对于确认自我文化身份的努力以及对精神家园寻找的渴望,文化陷落则是由于时代的影响与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东方主义”的叙事倾向,由此,这样一种二重变奏,即意指了作者“无家”——“回家”——“迷失”——“新的寻找”这样一条精神探求的轨迹。无家的身份焦虑在其小说中表现为叙事人主体的分裂与人物形态的冲突性;对于精神家园的寻找,突出了作家文化想像的三重维度:对于“家国文化”局限性的重新审视,在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考察中,批判传统文化道德的痼疾,书写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对于生命自由欲望主题的深刻反思,鞭挞了当下技术理性时代的弊病,以及个人无法脱离时代的人生的悲剧感;对于新的文化人格的建构,“性爱”与“宗教”成为摆脱现有困境、寻求精神家园的可能途径。然而,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以及自身对于写作市场的双向要求,虹影的小说创作在精神家园的寻找过程中表现出隐藏至深的“东方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此造成了对于文化反思本意的偏差与背离,她以极其隐秘的手法将东方奇观化,将痛苦、贫穷、灾难奇观化,将精致、美妙、神奇的传统文化奇观化,将爱恨生死、悲欢离合奇观化;将东方女性化,将其笔下的男性人物女性化、女性人物则在强化女性特质的基础上,具有了男性的某些优秀特质,呈现出“双性共体”的特点;叙事技巧也呈现出“东方化”的倾向,表现为人称与视角的变化以及叙述时空的转换。虹影,作为海外文坛的新生力量,她的创作对于当下的小说写作具有重要的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