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颁布以来,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日渐成为显性话语,此项工作也是常抓不懈,但未成年人道德发展却显现出“知行不一”、“知高行低”、“知行脱节”等状况。道德教育贵在养成,本质上,人们只能从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互动关系所构成的实际社会环境中习得观念意识、养成行为习惯,因此,推动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首要因素便是家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家庭变迁破坏了传统家庭的稳定性和完整度,损害了家庭应有的德育功效,家庭变迁以及促成这场大规模变迁的社会转型,是探讨现阶段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重要叙事背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奠定了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研究的理论基础。家庭是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始源,它通过日常生活互动提升未成年人道德认知、培育未成年人道德情感、磨练未成年人道德意志、塑造未成年人道德行为,并对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具有奠基性、情感性、针对性、生活性和潜隐性等影响优势。然而,在社会转型期,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扁平化、类型多样化,家庭传统的育幼功能外移,家庭关系简单化、平等化、民主化,家庭观念也由“家本位”向“人本位”转变。在这种家庭变迁的现实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陷入三大困境:一是资源性缺失,表现为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人际交往资源缺失、亲子陪伴资源缺失和情感支持资源缺失;二是代际性冲突,表现为道德传承断裂和道德认同分化;三是方法性错误,表现为专制灌输、溺爱包办、忽视放任等错误的教养方式。转型社会中的家庭变迁与当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耦合关系,这种关系诠释了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的生成机理。首先是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生成的结构性因素,即家庭结构小型化导致代际交往资源缺失,生育一胎化导致代内交往资源缺失,家庭结构破损导致亲子陪伴资源缺失。其次是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生成的关系性因素,即夫妻关系冲突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情感支持弱化,亲子关系变化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代际传承断裂,邻里关系疏远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社区交往资源缺失。最后是未成年人道德养成困境生成的观念性因素,即个人主义观念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亲子支持受挤占,实用主义观念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重要意义被忽视,家庭教养观念偏差导致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方式方法出错误。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关系的总和,故而要形成或改变某种思想观念或行为举止,在最终意义上必须通过优化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赖以养成的现实环境才能实现。依据系统生态理论,针对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三大困境,可以通过家庭生态系统的个人、人际和社会三个层面子系统的优化,寻求家庭系统内部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互动模式,切实有效地促进未成年人的道德养成。具体的优化路径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一方面要明确自身责任,提升养成意识,扮演好“重要他人”角色,并理性应对夫妻冲突;另一方面要注重养成方法的科学化,强化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主体参与和实践体验。第二,通过亲子互动实现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代际整合,亲子之间从独语到对话,从而相互关怀;同时,从依赖到建构,从而共同成长。第三,借助家庭网扩充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支持资源,填补家庭变迁背景下的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所必需的人际交往、亲子陪伴和情感支持等资源的缺失。第四,政府完善发展型家庭政策,提升有利于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家庭发展能力。第五,经由学校与家庭、社区与家庭之间的通力协作,功能耦合,达成未成年人道德养成的无缝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