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息时代下数字数据的激增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快了亚洲乃至全球的数字化进程,也促使个人和组织的各类活动加速“云上搬迁”,需要存储和管理的数据越来越多,这使囤货也逐渐演变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即在各电子设备或平台不断收藏、囤积各类数字数据,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成为一只喜好囤积的“数字仓鼠”,这一现象映射出的“数字收纳”行为即为数字囤积行为。数字囤积（Digital Hoarding,DH）由此逐渐成为当代年轻人（尤其是作为互联网主力的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习惯,该行为在能防患于未然和便于回溯的同时,也会导致大部分数字资料不能被合理管理和使用,其价值得不到有效发挥和最大化释放。随着囤积量的增加,如果对这些数字数据置之不理,个体的认知负荷和组织的数字韧性一旦超出其承载能力,将对个体和组织造成无法预估的不利影响。对个人来说,数字文件的繁杂和累积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地步,会引发自我强迫和焦虑、养成思维惰性、损害个体认知功能甚至产生知识排斥等潜在危害。而组织或将面临失去敏捷性和创新能力的极大风险,企业响应数据泄露的时间也会增加,而且成本、数据寿命、有效性、生产力和知识管理都会受到过度数字囤积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需要从个人信息管理视角去探究数字信息时代的数字囤积困境这一新问题的本质,图书情报学（LIS）领域才有可能针对用户信息服务和系统的“痛点”,切入擅长和热爱的数字信息组织、管理与服务领域。本研究首先阐述了个人信息管理的概念、研究背景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数字囤积的内涵范畴与相关研究。其次采用信息生态理论和扎根理论,自下而上对30份访谈文本和2个知乎评论贴进行三级编码,析取凝练了个人信息管理视角下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的表现特征、形成原因和潜在后果。数字囤积行为的具体表现为过度累积、不愿删除和闲置吃灰,且存在积极、佛系和消极等不同情感倾向的囤积行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数字个体因素（个体需求、个人性格、个人习惯和自我效能）、数字信息因素（信息时效、信息茧房、信息过载、稀缺数字信息、未来效用、所有权、审美价值、记录证明和感知有趣）、技术赋权因素（自动缓存备份、存储空间和成本）、社会影响因素（外在不确定性、他人推荐、人际交往、内卷现象、跟风从众和帮助他人）以及情感联结因素（自我满足、安全感、美好期许、依恋不舍、数字回忆、自我肯定和错失焦虑）;引发的潜在后果主要为学习效率的降低、不同成本的消耗、个体认知功能的损害、自我否定、心理焦虑和知识的远离排斥甚至是造成心理疾病或恶性循环。基于前期质性分析所得的初步结论,以物理-事理-人理（Wuli-Shili-Renli,WSR）系统方法论中的三个核心范畴为模型分析框架,将扎根理论中析取的数字囤积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纳入WSR三个维度体系中,构建了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WSR-DH）。最后基于访谈结果,自设和参考了已有文献中的部分量表,设计和发放了336份调查问卷,通过对回收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运用描述统计、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以及Process和分组回归调节检验的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拟合和验证。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发现,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原因是多维的,人理维（个人性格、个人习惯、个人需求、自我效能、依赖满足感、纪念期许和错失焦虑）对数字囤积行为的正向影响最大。事理维（存储载体的空间/成本、存储平台的功能、人际交往、他人推荐、内卷环境）对数字囤积行为的正向影响次之。物理维（稀缺性、未来效用、时效性和信息茧房）对数字囤积行为的正向影响较小。此外,个体禀赋效应的强弱对物理因素和数字囤积行为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存储渠道在事理因素和数字囤积行为关系间的调节效应显著,其中社交媒体的调节效应最大,其次为本地存储,互联网存储次之,传统实体存储最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个人信息管理活动的三阶段,从数字囤积行为的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出发,为突破数字囤积困境,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数字消积策略:数字保存阶段:（1）有意识规避过度保存文件（2）注重数字信息价值的鉴别（3）提高自我信息检索能力;数字管理阶段:（1）优化存储载体组织管理功能（2）精简堆积的数字数据;数字利用阶段:（1）探索式利用（2）分享式利用（3）提醒式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