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被修正,其中对监视居住制度进行了较多的修改,特别是对其中的指定监视居住制度进行了规范。修改后的监视居住制度已经实施三年多,效果良好,但是问题也比较突出。本文为了发现问题,并提出完善方案,作出以下的研究:第一部分是本文对监视居住制度的一般问题进行考究,通过考究发现: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命令犯罪嫌疑人不得擅自离开住所或者指定居所,并对其活动予以限制的一种强制方法;监视居住制度在中国刑事司法立法与实践中的尴尬境地,理论界关于其存废也就充满了争议。但2012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废止该制度,而是选择从适用、程序、折抵刑期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完善。第二部分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一章中,对于原监视居住制度的修改幅度颇大,分别新增第72,73,74,76条,关于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折抵刑期、适用方式及规范执行,共四个条文;及修改第75条关于被监视居住人的法定义务等。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是:第一,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二,具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决定适用监视居住措施,并不是说不能适用监视居住措施。在理解和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规定时,应当注意:一是关于指定居所的范围和程序;二是关于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制约问题。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折抵刑期要注意:首先,折抵刑期应当由刑法做出规定,而不应当由刑事诉讼法来规定。再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折抵刑期缺乏相应的立法基础。还有关于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的规定。第三部分是在对一般理论、立法现状认识的基础之上,本文对目前我国监视居住制度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各个有权机关对于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问题做出了若干解释,但许多关键性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在实践中被异化为案件消化渠道,尤其是异化为针对外地人员的变相羁押措施,而与保障自由的立法本意大异其趣;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固定住处”和“居所”指代不明;监视居住缺乏基本监管甚至完全失控,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精神伤害可能比正常羁押更甚;在“固定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困难;对于适用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秘密侦查手段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与其共同生活人的安宁生活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利;监视居住措施对于人权侵犯更甚,对于刑讯逼供等恶劣现象起到助长的作用。第四部分是本文采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路,在对问题进行分析后,该部分主要是在一般理论基础上,针对具体的问题采用具体的解决方案去处理问题。在将监视居住定位为取保候审制度的一种替代措施的同时,逐步设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作为执行监视居住的常态选择,又在社区支持制度的保障下,规定若干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所执行监视居住的情况,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证“非羁押原则化”法律原则的实现,另一方面确保了监视居住制度的实际执行力,避免了可能的变相羁押或者变相释放的情况出现,可能是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改革监视居住制度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