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非点源污染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全球许多国家水质损害的主要来源,是事关全球土地健康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议题。据2010年公布的第一次中国污染普查公报显示,中国的水污染主要来源于农业而非工业。在一些地区,农业非点源污染已经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如2007年5月下旬爆发的太湖蓝藻事件导致无锡约200万市民至少一周用不到干净的自来水,被认定是一场社会危机,而农业非点源是主导诱因。亚洲开发银行估算认为,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到了GDP的0.5～1%。早在2004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就指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解决农业非点源污染问题的关键既不在于缺乏了解非点源污染的相关知识,也不缺少污染控制的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政策框架和配套制度。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问题上仍然存在着重技术、轻管理,政策管理手段无法满足污染控制需要等问题;与此同时,学界对于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政策研究也一直比较缺乏。对备选政策的可行性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能够为现实的政策设计提供一定的行为启示。中国目前已开展的一些政策研究尽管借助选择实验法考察了农户对不同备选政策的偏好程度,然而由于选择实验法本质上仍属于陈述偏好法,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使得它无法像实验经济学方法那样对某一具体的备选政策展开深入探究,比如对备选政策的效率、效果、长期和短期实施效应等进行考察,对不同备选政策的表现从多个维度进行比较等等。这些正是本论文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本论文将采用国际前沿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设计进行实验研究。本研究的开展有助于填补国内在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设计的实验研究领域的空白。本文首先提出了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设计的实验研究的初步方案。论文论证了引入实验方法进行政策设计研究的必要性,并结合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的现状,选取已得到广泛运用的补贴政策和教育政策,分别提出相应的政策设计的实验研究的基本思路。其次,本文对补贴政策设计进行实验研究。在该实验研究中,主要考察三种不同形式的相互监督和惩罚机制(货币惩罚,非货币惩罚和双重惩罚)能否提高“补贴拍卖+集体威胁”这一政策组合的效率,从而有效缓解中国现实中补贴政策的成本有效性不足、政策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实验结果表明,三种不同形式的惩罚机制全都提高了集体威胁机制的政策效率和政策稳定性。并且,三种不同形式的惩罚机制打破了补贴拍卖机制中有关报价和承诺减排的理论纳什均衡策略,使得拍卖机制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再次,本文对教育政策设计进行实验研究。该研究通过将集体税政策引入到教育政策中,探究了政策组合是否要比单一的政策工具更有效地控制非点源污染。具体来说,论文着重从环境目标的达成(政策效果和政策持久性)、社会福利的实现(政策效率)和社会公平的保障(个人投入的比较)三个维度对教育规劝、集体税收和二者的政策组合在非点源污染控制中的具体表现进行考察。该实验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在政策效果方面,政策组合和集体税收都能够显著降低小组投入/污染水平,且政策组合显著优于集体税收,教育规劝则效果不显著。在政策持久性方面,政策组合表现最好。当政策被撤销之后,政策组合设置下的小组投入水平上升最为缓慢,甚至还要低于政策实施之前的小组投入水平。而集体税收和教育规劝的政策持久性都比较差。其次,在政策效率方面,政策组合同样具有最好的表现。相比之下,集体税收政策的单独使用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最后,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政策组合由于不仅减少了小组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且其中的强制征税手段最大限度地确保了集体环境目标得以实现,因而它的公平性也最高。可见,政策组合具有最好的政策表现,而教育手段的单独使用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就为以往的实证研究争辩提供了实验证据。最后,在上述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到如下的研究启示和政策设计建议:(1)在不影响农户生计的前提下,逐步将传统的农业补贴转化为农业环境补贴,并将拍卖机制引入其中,提高补贴机制的成本有效性。(2)在中国未来的非点源污染控制过程中,政府要善于在农户之间建立某种利益关联,促使农户自愿地进行相互监督和惩罚,激发他们主动地加入到水质改善的活动中。(3)在未来的非点源污染控制过程中,中国政府仍需继续重视教育规劝手段;然而,教育手段在单独使用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建议和其他手段配合使用。(4)基于集体表现的污染控制机制尤其是集体税政策应当成为中国未来非点源污染控制政策设计的一个潜在选择。(5)中国政府要善于运用各种政策组合,因为恰当设计的政策组合通常要比单一的政策工具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