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文学风貌,对此古今中外皆有论述。中国古代的《汉书·地理志》、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世纪丹纳的《艺术哲学》,都强调了地域风貌与人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质态的地域文化,偏于西南一隅的巴蜀文化基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同时孕育出一批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四川作家群。而沙汀因创作文化意蕴浑厚的川西北文学,成为现代文坛上独具特色的地域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正是他的故乡川西北小镇的真实写照。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阻隔了巴蜀大地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形成一种不受“王化”的巴蜀文化。重享乐的文化心理,好争斗的社会风气,率性、张扬的个性表现成为巴蜀文化的总特征。巴蜀人喜欢享乐,吃食、茶馆、鸦片是沙汀作品中三个颇具代表性的意象,它们是川西北民众生活方式和生存形态的缩影。沙汀有着鲁迅的犀利和深刻,他借吃食、茶馆、鸦片三大意象批判了川西北人麻木的精神状态和看似热闹、实则阴冷沉滞的生命本质。沙汀对巴蜀文化始终保持一种理智而强烈的批判态度,他的现代短篇小说遵从鲁迅“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文学主张,专注于勾勒川西北小镇的故事。沙汀通过对川西北小镇这一特定地域中社会礼俗和民众精神风貌的描写,塑造了底层女性、普通百姓和地方官僚三类极具巴蜀文化品格的人物形象。沙汀善于从川西北人最普通的生活中攫取片段,并巧妙地结合小说结构,使故事情节一步步发展深入,进而宏观地反映出封闭落后、沉寂阴郁的巴蜀生存景象。沙汀的长篇“三记”(《淘金记》《还乡记》《困兽记》)是对巴蜀文化长幅画卷的浓缩展示,全面刻画了川西北小镇的风土人情。写于1941年秋的《淘金记》最能代表沙汀独特的创作风格,封建地主婆何寡母被沙汀塑造成一个丰满立体的“圆形人物”,她刚愎狡猾、自私精明和大胆要强的个性让读者对之既鄙夷、愤恨又同情、钦佩。县长、乡长、乡约、联保主任等基层官员是沙汀“三记”中的重要形象,他们为官一方,却靠着手中的权利攫取利益,一团和气的充当老好人,是典型的“善恶人”。地主豪绅、袍哥、兵痞、等是沙汀着重书写的“土著人物”,他们操着乡间口语和行帮黑话,活跃在茶馆、烟馆、酒馆和祠堂里,各自为攫取更多的利益上演着“人吃人”的罪恶把戏,是典型的“烂恶人”。这幅“乡镇群丑图”的勾画,为沙汀笔下川西北小镇“风俗画”的描绘增添了异样的黑暗色调,也使其更具层次性和深刻性。沙汀的“三记”创作深受巴蜀地域摆龙门阵传统的影响,注重小说的故事性,同时“补史之缺”的方志意识也使他成功地描绘出巴蜀社会的世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