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对一国国民财富的原始积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再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都没有把自然资源要素考虑进去,而总是把自然资源当成外生变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资源的瓶颈效应越来越突出,由自然资源开采引起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此引发论题,我们要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中自然资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重新思考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性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于自然资源禀赋与适度使用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自然资源相对稀缺,但却实现了历史上公认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而非洲、中东的许多国家,自然资源储量丰富,却没有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因此,有人提出了“资源诅咒”学说,认为有些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没有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有利因素,相反成了该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针对我国自然资源总量大、种类多,但人均占有量少、浪费严重、自然资源利用率低的现状,如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自然资源瓶颈制约,在理论和政策设计上提出解释、优化解决方案已迫在眉睫。本文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试图提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研究的新视角、新路径。从定性方面看,资源价格上升、对外依存度提高等因素都会导致生产成本提高,降低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定量方面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自然资源经济贡献率在15%-35%之间波动,说明资源产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大,映证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因素仍然是自然资源导向型的,资源过度开发使用和资源浪费现象在当前依然比较严重。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科技的进步,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将导致资源消耗减少,资源贡献率呈平稳下降趋势。笔者还尝试测量了我国各省的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指数、人均拥有量指数和总丰度指数,结果表明,青海、内蒙古、新疆等省(区)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实力排名靠前,上海、江苏、天津、北京等省市排名靠后,表明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突出,而东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不明显。这同我国中西部地区以资源型产业和资源加工业为主,东部地区以非资源产业为主的现实格局是相吻合的。在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要素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一些资源富集地区经济迅速腾飞确实受到了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驱动。自然资源部门与固定资产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投资的大部分投向了“铁公基”等公共基础设施部门,而对农林牧渔业等资源涵养与供给部门的投入不足。自然资源部门投资与教育投入的相关系数为负值,这是因为资源部门往往处在工业生产的低端,被认为不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所以资源富集区缺乏动力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而言,资源富集地区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因此个人也缺乏主动接受教育的原动力。在资源富集区,资源禀赋会导致创新意识薄弱和创新投入减少,坐享资源禀赋的“意外之财”甚至于降低了人们的工作努力程度,因而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困境。基于理论探究和计量分析,本文从产权制度层面、科技人才投入、资源共享机制和生态补偿等多方面提出了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