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是民族存亡之际,中国陷入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双重危机。稳定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日渐高涨,近代报刊成为引领救亡图存之舆论的利器。近代中国报刊的兴起,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动员民众国民意识的重要载体。他们以报刊为引进西方思想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试图重塑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经济秩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国际社会政治力量洗牌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这一时期成立的新记大公报社,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和文章,对于宣传和倡导“关税自主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引导了时代的潮流,开启了媒体舆论引导的新纪元。其所提倡的“关税自主”、“裁金废厘”、“统一财政”等实现国家主权完整和经济发展的方法,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到了指导和参考的作用,同时也为政府与民众开启了通畅的沟通渠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大公报》的政论文章可以了解其传播主体对民族、政治制度、经济秩序等方面的认识,把握关税自主运动过程中其传播主体表达民族意识、传播民主价值观念的策略方式,这为探讨近代报刊如何建构近代民族意识,提供了素材。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近代报刊与经济秩序架构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本文分三章,旨在这方面加以考察。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梳理民国初期报刊发展的时代背景、整体脉络,对《大公报》所处的媒介环境加以阐述。简述了随着民国初期民族危亡的程度深化,国人对于报刊和国民经济命脉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当时媒介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揭示了近代中国报刊与政府及民众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媒介和经济的重视程度,并对《大公报》通过相关的经济报道表述西方近代民族意识及人文价值观念的传播形式、传播范围作了论述。第二章从《大公报》对关税自主运动爆发之前的舆论准备与关税自主运动过程中的舆论引导这两个层面出发,考察《大公报》对于关税自主运动的表述策略,并以媒介视角和经济视角的双重视野分析《大公报》如何阐述关税自主权丧失后对于国家主权和经济复苏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收回关税自主权后对于提高国家的国家地位已经刺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意义,进而揭示出报刊与社会运动舆论动员之间的联系。第三章从《大公报》对于关税自主运动进行舆论动员的主观原因,意义及作用,分析了《大公报》在这一时期相关经济新闻专栏的议程设置,将其置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之下,论述《大公报》在关税自主运动中所表明的立场及深层次的动因,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归纳了《大公报》建构近代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经济秩序之特征。结语将《大公报》整合关税自主运动进行社会公众的舆论动员,建构近代民族意识和经济秩序的报道作以分析；透过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公民意识的觉醒特征,指出迫于内忧外患的舆论压力,中国近代报刊走向全民舆论动员的立场,建构起强势的社会舆论舆情引导机制,需要考虑相当多的因素,并随着其传播主体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经济秩序、公民责任感认知判断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渐进循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