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买办形象展开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明初小说，现代小说和当代50—70年代小说阶段，希望能展示出较完整的买办形象。通过三个阶段的论述，展示不同阶段的买办形象差异，动态地考察买办形象的演变过程，发掘买办形象形成差异背后的文化心理原因。 本文主要通过三个阶段的小说分析，分别归纳出清末明初之小丑、现代之大恶、50—70年代之大奸三个具有明显差异的形象，重点论述三个阶段形象形成的原因。第一阶段小丑形象形成的原因在于代表“金钱文化”的买办与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冲突中居于劣势，由此而导致买办在向社会主流靠近并希冀获得社会认同的种种张致做作，本身的浅薄和仍无意识处于传统文化立场的作者共同将买办打扮成了小丑。但这种小丑并不可恨，原因是两者的较量并不是势均力敌，胜者出现了一种大度的容忍。第二阶段现代文学期间我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子夜》，通过小说的细细解读，买办出现了可憎的大恶形象，在这阶段重点论述买办是如何表现大恶，这种大恶形象出现是否仍是“金钱本位”文化和“官本位”文化冲突较量的延续，是“金钱本位”文化在较量中获胜的而导致的结果呢?我们发现真正的原因是整个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较量完全处于劣势，这种弱势心理出现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憎恨情绪，而买办的洋奴角色恰成功的接受了这种仇恨的转嫁。第三阶段以《铁道游击队》为中心，以另两部红色著作为辅，发现在整个革命话语为中心的小说里，买办完全是革命排斥的对象，并失去了其自身特色，而是抽象地定之汉奸，似乎是不需要加以任何佐证的定论。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小说，买办描述缺乏丰富性，但我们仍毫无犹豫地确认买办的汉奸形象，原因就是作者强加给我们的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形成大奸形象的原因，就是革命文化。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刚性姿态将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东西毫不留情地予以贬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