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了基于生命周期的家庭投资行为,家庭的风险投资决策(包括股市参与程度、投资份额变动情况以及影响因素等)也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目前,中国家庭风险投资的研究十分匮乏,国内的文献研究正在从宏观角度观察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总量,向微观属性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富等)发展。截止到2011年,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内的房市预期持续走高,住房投资需求高涨,而家庭的金融市场的参与和投资程度相对西方国家较低,房产对中国城镇家庭的风险投资影响值得关注。另外,影响因素除了住房、财富状况和一些家庭特征外,还有另一种主要的家庭财富——人力资本,在中国家庭投资决策中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却鲜有预测。本文从微观角度分析中国城镇家庭的金融投资组合。考虑到家庭享受住房服务形式的不同,对租房和拥有住房的城镇家庭分别建立托宾模型(Tobit模型),利用2011年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家庭的投资组合结构、风险投资的生命周期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影响因素的选取中,对房产进行了住房资产净值和房贷的区分,同时加入了以户主为代表的家庭人力资本。本文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家庭风险投资选择是否存在生命周期性?如果存在,住房作为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中“特殊”的影响因素,会对家庭风险投资的生命周期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实证分析的结果中,我们发现股票投资份额确实存在生命周期性,且随着年龄呈现驼峰状:在初期,家庭开始参与股市,增加投资份额,在经历一段平稳期后,家庭的股市投资决策呈现双重调整,一方面,当接近退休时(45岁以后),部分家庭开始选择退出股市;另一方面,在退休后(55岁以后),仍然参与股市的家庭会开始减少股市在总资产中的份额,投资组合的再调整将远离股市。同时,我们了解到,房产和人力资本是城镇家庭中最重要、在家庭资产净值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两种资产。中国家庭有着相对较高的房产自有率和房产份额,住房确实对家庭风险组合选择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在拥有相同财富的家庭,住房净值的增加会减少家庭股市的参与和投资份额,只有在保证家庭的流动性金融资产相同时,住房净值的增加才会使得家庭进行多样化风险投资,而房贷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影响。另一种家庭财富——人力资本,当家庭财富越依赖人力资本,家庭参加股市的概率会减少,同时已经参加的家庭会减少投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