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1947—)是一位以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著称的小说家。一般认为,他的作品关注语言、偶然性、互文性等,因而一直被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品来解读。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评论者大都将关注点置于奥斯特小说的形式层面,并将其作品定格为“元小说”或“文字游戏”,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奥斯特作品的深广内涵。奥斯特是一位有强烈地方意识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奥斯特展现出了对于都市生活的高度敏锐感,并因此常被称作“当代美国都市生活的代言人”。本论文试图避开以往评论者对奥斯特文本所做的形式分析,从其小说创作中持续关注的城市主题切入,对奥斯特笔下的城市形态和再现主题进行概括和梳理,从而展现作家复杂、多元的城市观。本文认为文学对城市的再现构成一种“空间表征”行为,这一行为受作家的表征意图和社会历史语境等因素的影响,并包含在作家对文本的生产、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段之中,因此,作家笔下的城市既是客观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是投射有作家的情感和想象、由作家本人所生产的主观空间。基于这一认知,本论文视作家笔下的城市为“感知的城市”(perceived city)并试图在这一概念的关照下对奥斯特的城市书写进行读解,在呈现奥斯特对城市的再现之时既探讨奥斯特如何在写作中对现实城市进行塑形(configuration),同时也考察其对城市的不同感知反映出的其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变化。论文主体部分从以下三方面分别论述:作家本人的城市体验及其在文本中的表征;作为社会空间存在的城市在文本中的再现;小说中建构的想象的、替代性的乌托邦空间。这三个层面的划分在观照对象上辨析了奥斯特作品中所展现出的不同城市形貌,同时也对应于奥斯特对城市的观察视野从早期关注私人空间到中后期向社会空间、象征性空间的拓展。第一章聚焦《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与《纽约三部曲》两部作品,考察奥斯特从自我意识出发,在形而上观念意义上对城市所做的再现与思考。本章讨论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本人城市经验与创作美学的投射。奥斯特的城市体验和审美观念集中表现在城市、语言与自我三者之间难解难分、令人不安的关系中,而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回应体现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位作家孤身一人在房间写作”这一意象上。房间使得作家能够在观察城市的同时免于接触到城市的光怪陆离,因而构成了作家本人与其笔下的人物自闭与自立、自我保护与自我生产同在的一个空间符码。基于“房间”隐喻的城市观和创作观在《纽约三部曲》中得到了精准的诠释,小说中人物的城市体验是一种唯我的体验,城市空间频繁地与文本空间和本体空间搭建起联系,三种空间层层交叠并相互渗透,这既演绎出了纽约带给人的困惑与迷失,也从侧面反映出作家对城市的疏离态度及其对都市生存状态消极无奈的反抗。第二章以《末世之城》、《月宫》、《巨兽》这三部作品为观照对象,其中的城市不再是个人经验的主观投射,而是充斥着权力关系和文化表征内涵的社会空间。奥斯特在《巨兽》中哀悼了城市文明和公民意识的衰落,并流露出他试图介入现实的姿态。在《末世之城》与《月宫》这两部作品中,奥斯特则借助不同的叙事策略揭露了城市中的权力关系对抗和空间的文化表征问题,反映了他对现实城市和社会问题的反思。《末世之城》以恶托邦叙事的形式写成,集中呈现了一座行将灭绝之城。小说通过再现城市中行政机构对空间和话语的垄断生产以及受压制者借助行走和写作等策略对其进行的抵抗揭露出城市是一个不断被社会生产和权力关系铭刻的场域。《月宫》则将城市与更为宏大的国家身份与国族神话建立了联系,小说巧妙地运用了成长小说这一文类,将个体成长与国家的进步、拓展实现了关联。通过对成长小说这一文类的颠覆式戏仿,小说讽刺了城市、边疆、外太空这些空间形式所包裹的共同的文化象征内涵,即与空间征服与地理扩张相关的追求进步的国家叙述。第三章考察奥斯特小说中展现的乌托邦维度。奥斯特意识到城市是一个具有差异性的、矛盾的、动态的场域,其中也蕴含着改变与重构的潜能。因此,除了揭露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的“空间表征”之外,奥斯特也通过文学创作展开了替代性乌托邦的想象。奥斯特对静态的、同质化的传统乌托邦心存抗拒,但是,作为一种人类永恒的超越精神,乌托邦的救赎力量并没有被奥斯特所忽视。他在“9·11”事件之后的创作中建构了列斐伏尔所言的“替代性空间形式”(alternative space)。与对城市进行整体主义的乌托邦构想不同,奥斯特无意构建一个遥远的、不真实的、静态的理想之地,而是致力于确立日常生活和个体存在的意义,因此,乌托邦在其作品中展现为一个存在于此时此地(here and now)的对自我、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外在现实关系的重构过程。《日落公园》中,乌托邦呈现于主人公抛弃社会建构的身份,借助艺术实践和对身体感知的复归重构自我、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过程之中。而在《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奥斯特则将这种乌托邦愿景拓展至集体生活,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基于现实布鲁克林的异质、动态的城市共同体,并试图建构集体的纽约身份意识。奥斯特这三个层面的城市书写显露出其含混复杂的城市观,并折射出作家与城市之间的交互关系。在其早期创作中,奥斯特本人与城市的认同焦虑较为明显:即作家既与现实城市疏离,又致力于暴露与城市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9·11”恐怖事件之后,作家的个人焦虑逐渐被社会对城市的普遍认同危机所取代,奥斯特开始以相对乐观的视角书写城市。其对城市积极、正面的再现起到了在叙事上减轻和回避“9·11”事件与金融危机的现实压力、并巩固纽约市民城市认同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奥斯特对城市的美化也带上了强烈的症候意味,从而在无形中被编织进了社会历史语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