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采独具的时期。一方面，它以其动荡纷乱、黑暗恐怖而著称于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它又以其灿烂的思想造诣、艺术文化深深地吸引着后人，而音乐与诗歌的“联姻”正是南朝艺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南朝音乐与当时诗歌关系作整体性的研究，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跨学科课题，也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研究课题。本文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南朝文人的“恋乐情结”；然后再从微观的角度，具体地剖析南朝音乐对当时诗歌传播效果、艺术形式、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影响。论文主体部分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在仔细研读南朝史书、乐书的基础上，对南朝音乐发展状况以及当时文人和音乐关系，进行相对全面的梳理、总结和剖析，我们从中认识到南朝音乐主要是由清商俗乐和外来、佛教音乐结合而成的，并逐渐走向世俗化和生活化；而南朝活跃的音乐活动也反映当时文人极高的音乐修养，把音乐当作慰情泄欲的娱乐桥梁、出处仕途的政治工具、潜移默化的文学创作因素。这些活动和修养使我们发现，南朝文人往往集文人家与音乐家的双重身份于一身，即“文人音乐家”：他们往往出身于音乐世家，有家学渊源，所以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但不以音乐为职业；而且他们多数擅长于弹琴，有的兼及音乐创作和理论著述，具有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而这种双重身份最终将影响文人的创作。其次，论文将突破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作家“时代—生平—创作”式研究模式，运用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原理，从传播与接受两个维度，从艺术家、作品、欣赏者与世界四个要素出发，具体分析了以音乐为媒介，当时诗歌传播呈现出立体交叉的有序流动，即选诗合乐、作诗披乐与即席唱和三种流向，而这种传播呈现出“圈层性”，南朝诗歌在诗人或民间创作出来之后，经过歌妓、乐师的过滤和处理，再传递到广大的接受者那里。如此循环往复的传播方式必然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在南朝时期，诗歌具有种双栖艺术的性质——兼容音乐与文学、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的因子；音乐来传播诗歌也是评价诗歌价值的重要标准；并且这种传播方式大大改善了南朝诗歌的生存境遇，促进诗歌的广泛创作。第三，从诗歌内部的形式特征出发，运用音韵学和形式主义文论的观点，对诗歌的声律格调、章法结构进行音乐性分析，重点分析四声与五音、八病与曲禁、连绝繁荣与赠答方式、诗歌四部分与大曲三段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诗歌讲究格律不仅仅给诵读带来了方便，也给入乐带来了方便，并且南朝诗歌的章法结构深受当时音乐的影响，讲究诗歌的起承转合,形成了短小的连绝。论文还从当时艺术典雅与通俗、华丽与质朴并存的历史趋势，分析诗歌的“中和”性、多元性语言特征。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南朝诗歌的形式带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音乐因素，是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即重形式、重表现手段、重表现方法。毫无疑问，这种形式美的追求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感，有利纠正了那种片面的“形式主义”看法。最后，从南朝音乐和诗歌的美学意蕴出发，运用有关中西美学、心理学、文艺学、音乐学、哲学的观点，在简略介绍当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剖析当时音乐文化和诗歌艺术美学风貌的回流倾向，呈现出它们相似的“魏晋风流”——养生、怡情、适性的士人精神，这精神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层次性审美形态。具体说来，在南朝音乐和诗歌美学中，这种魏晋风流既包括对轻艳缠绵格调的欣赏，又包含着对悲伤忧郁情调、对本原欲望的追求；并且这种美学风格还呈现出层次性，即从感官欣赏到情感气质再到内心情性。南朝的诗人最终力图把人生与审美的贯通，在审美中破除一切障碍，肯定和张扬人欲，追求性灵的人生，还自我以本来的面貌。这种审美层次的梳理，旨在纠正把南朝的美学斥为“腐朽的审美情趣”或“无病呻吟的矫作”的狭隘思想。总言而之，南朝音乐对当时诗歌的影响，是南朝诗歌得以传播和再创作并为广大民众喜爱的关键因素，也是南朝诗歌形式逐渐近体化和审美多姿多彩的重要原因。南朝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南朝诗歌史研究，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