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在争论与探索中不断向前发展。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从“以农立国”到“统筹城乡发展”再到“城乡社区治理”制度创新发展开始了对近代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性超越,农村社会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发展。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乡村衰落、农民终结、农业低效等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乡村秘密、农民隐情和农业出路的极大关注。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农村社区建设运动应运而生,并在广大农村地区迅速开展。从地方经验到中央政策,农村社区建设在试验-实验-全覆盖的试点试错试验中摸索前行。作为一种政策制度创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进路与内在治理逻辑不禁引发人们思考。对此,本文从农村社区建设的缘起、推动动力、发展目标、实践图景以及量化考核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从制度变迁层面上来讲,我国传统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改革创新问题,其实质就是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适应性问题,而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建立在传统和历史基础上的产物。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呼声高涨,乡村向社区过渡、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单一管理向多元服务转变无疑是基层组织管理体制变革过程中的又一次创新实践。稳定的政治秩序既可以通过国家强力对社会形塑来获得,也可以通过变化了的社会图景来形塑国家来调整,而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国家与社会相互形塑以解决农村社会发展失衡的基本办法。因此,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作为一种战略性的顶层设计从概念提出到试点实验,从试点实验到全面推进,表现为党和国家的政策演进、实践推进以及应对复杂农村社会复杂局面的现实回应。农村社区建设必然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有序推进与有效治理使得在基层农村“有国家无社会”或者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农村社区的社会功能会得到不断的强化。但农民用于生产生活及其维系其关系的资源不足以使其长期留在农村社区这一区域范围内。因此,政府在进行资源投入时,不仅会利用政府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职能进行投入与引导,同时也要在政府实质性投入有限的情况广泛动员社会资源,进行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打造与培育,由此形成了农村社区建设规划性政治嵌入与政策设计的外推、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优化与服务供给的内拉和“一核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复合的动力系统。这种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成为农村社区建设以及社区建设主体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推动力。农村社区建设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国家层面对农村社区建设目标体系与考核体系的顶层设计。从农村社区建设的理念来看,以人为本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前提条件,因地制宜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根本方略,资源整合是农村社区建设的行动保障,突出重点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创新思路。从主要目标来看,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政治目标,保障广大农民群众权利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目标,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根本目标,构建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战略目标。在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体系保障下,其实践发展呈现出社区建设规划科学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社区治理机制完善化、社区人居环境生态化等发展趋势,并在社区治理结构优化改革、社区多元主体合作互动、社区赋权增能改革与协商共治以及社区服务能力提升与资源开发整合等探索中,形成了革故鼎新的实践经验。综合来讲,尽管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在村民自治、社区居民参与、多元主体权责以及资源分布中存在各种问题,在绩效考核中面临治理、技术、参与和监管方面的众多难题,但其实践进路始终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此外,在资源整合的内牵外引、顶层设计下的目标支撑、政社互动的多元实践促进以及量化的绩效评估保障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正朝有序治理的逻辑方向演进,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实情的规划性制度变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