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高度统一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民族特色。邓小平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依据对时代特点和国际格局态势的变化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时代主题“从战争和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这一时代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二是发展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股潮流。这两个特征反映在邓小平理论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时代特征的两个基本内涵：其一，邓小平理论是一种改革的理论；其二，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发展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最大成功不仅取决于它对时代主题的准确理解和把握，而且还在于它初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开辟了广阔前景，展示了一种新的形象，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摆脱了困境，进入了新的境界和新的阶段。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民族特色，不仅注重批判吸取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思想，而且注重批判地继承、合理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表现在哲学、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贯通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邓小平理论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也是其民族特色的重要构成，其目的取向、思维方式、结构形态、表达方式，分别体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执两用中”精神、“体用不二”精神和简洁朴实的精神。 邓小平理论以中国过去的整个历史发展，以中国社会和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为背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和昌盛，又以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种种成果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起来。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是与中国特色相辉映的时代性，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民族振兴的物质基础，又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条件，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这使得邓小平理论既有别于民族虚无主义，又有别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正确处理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理论首先从时代的高度俯视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具有总结历史经验和科学把握现实的双重意蕴。邓小平从时代的高度把中华民族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虑，提出了把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有机统一起来的“中国的发展路线”，形成和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次，邓小平理论也表征了从中华民族的发展看世界变化的思维角度，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正是洞察、顺应和把握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深入地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不仅具有中国的特殊意义，同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最后，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相融合表现为立足中国与面向世界的融合，立足现实与面向未来的融合，立足经济发展与全面推进社会进步的融合。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既有因其有共同的时代背景而显示出的一致性，也有因其基于中华民族的振兴而体现的特殊性。邓小平理论必将因其与传统的联系与对传统的更新，对中华民族有深刻影响进而积淀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新内容，也必将因其对时代主题的准确理解与把握，对世界历史产生深刻影响进而树立我们民族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