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中国处在古今中西交汇的“转型时代”,传统的秩序与意义世界面临巨大挑战,身负传统的知识分子面临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如何因应这种危机与挑战,成为共同的时代课题。作为中国古典思想核心概念之一的“文”,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语境中,同样遭遇到如何“现代”的历史问题。然而或正因其身处危机之深重,使其所获转型的契机也同样巨大,因而在当时出现了对于“现代”的多重理解以及对于“文”的多种想象。刘师培(1884—1919)在晚清的政治活动中是一位堪称“多变”人物,尤其是他前期(1903—1906)的政治生涯,可谓一而再再而三地转变。然而与此同时,这段时间刘师培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对“文”的理解上却保持着一种“不变”的特色。在应对“文”的危机的过程中,刘师培一方面秉持其家学传统,一方面汲取西学特色,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对“文”的看法。刘师培是以“小学”为进路,从“名”的危机的角度,切入对“文”的重建的思考;以“正名”为突破口,通过重新厘清声音与语言的起源问题、文字字形到总体性的“文”的过渡问题,以及“文(章)学史”与“骈文正宗”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思想。第一章从晚清“名”的危机与“正名”之亟谈起,论述“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诸多危机在符号系统上的表现,尤其这种表现在语言文字上的体现。“新名词”的输入不仅仅只是语言文字自身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变,出现的文字不足与各种流弊丛生等问题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传统那一套价值与意义体系开始面临崩塌的危险。语言文字危机使“语言文字之学”兴起,原本的“小学”系统在新的语境中得到再生,也使其成为重建“名”的系统与“文”的世界的突破口。刘师培正是通过《攘书·正名篇》中对“正名之用”与“名实关系”的深入检讨,在此基础上进行“循名责实”与“类族辨物”,以此一方面为重建“文”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直接为辨明华夷及其历史和排满种族革命找到了学理上的依据。而在具体对文字危机问题的处理上,刘师培把视野转向了“国文”教育一边,企图通过重新找到以“小学”为始点的教育策略,实现其“用俗语”和“造新字”的文学教育构想。第二章以“名起于言”为论述重点,通过阐述刘师培对于“名”与“文”关系的新理解,辨明其对于声音为“文”之根底的执著,并非如同现代“声音中心主义”一般强调的是语言的透明性,而意在表明这最初的声音起源的时刻,能够发掘出“名”与“物”关系的原初意义。上古之民区分“义象”与区分“质体”的不同,表明“以义象区物”的始源性,而声音之“文”本乎“义象”之同,循乎“天籁”而又导向诗歌的起源,这是刘师培论“文”以声音为根底的特色所在。与此同时,“形声”因其在刘师培所理解的“六书”中具有的独特性,即它是从“以义象区物”到“以质体区物”的转捩处,刘师培本想通过“中国人种西来说”为晚清的汉族排满革命正名,然而其“西来说”同于“人类起源同源说”本身所蕴含的普遍性,以及“自然”声音即“天籁”的普遍性内涵,却同时潜藏着消除汉族文明本位的契机,正是这种“普遍性”的基石为否定现代民族国家,进而走向无政府共产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可能。第三章以刘师培对“文”之本义的辨正为中心,论述在声音之“文”与语言起源问题重新确立的基础上,“文”怎样从一个简单的汉字符号,经由“文字”之义,进而达到“三代之文”的总体性意涵。在与章太炎论“文”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刘师培颠覆了既往的对“文”这一汉字符号的造字法的分析,将通常认为“文”属象形字重新阐释其属指事字,这是由于刘师培偏重于指事造字法背后所指示的“义象”是交错而呈现的文彩,而非章太炎那般关注的是所象之形的物质性。对造字法的不同认识是刘、章二人对“文”之不同理解的根源所在。刘师培以“正名”为起点,以“小学”为路径,从声音之“文”与语言的起源开始,逐步完成了对于总体性“文”的阐发,第四章即在此高度下行,展开其对“文章”的“正名”以及“骈文正宗”观的再确立过程,通过其“易学进化论”的辩证发展来厘清“骈文”与其他非“文”体在“文(章)学史”中的消长关系,从而展现刘师培“文(章)学史”的新型建构。这样,刘师培基于晚清“名”的危机所展开的“正名”之业和“文”的重建工程,就从文字、文明,得以落实到传统中国最具核心价值意义的“文章”中来,并最终由其独特的“小学”理路所确立起的“文(章)学史”观念屹立于晚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脉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