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亚裔美国人、肯定性行动、以及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展开。通过深入分析亚裔美国人目前在美国高等教育录取中面临的困境及其背后成因,揭露亚裔美国人“模范少数族裔”标签背后的迷思。2014年,名为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FFA)的亚裔团体对哈佛大学提起了诉讼,认为哈佛大学的录取过程中存在“亚裔歧视”,2019年10月,联邦地方法院对此案发表裁决,判决宣称哈佛的录取过程符合宪法,且未发现对亚裔的歧视。此案虽未将矛头直指肯定性行动,但将种族因素纳入考虑及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申请人的举措却与肯定性行动密切相关。目前肯定性行动依然得到了来自司法的支持,但随着SFFA的继续上诉,又会在司法层面形成亚裔对肯定性行动的冲击。大规模的亚裔移民来到美国始于19世纪中期,面对来自遥远大洋彼岸的亚裔移民,白人的本土主义与反移民意识日渐激化,诱发了1882年《排华法案》的颁布,该法案规定中国劳工不得进入美国且在美华人无权取得公民身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排华法案》才最终废除。然而在二战背景下,日裔美国人却因被认为具有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嫌疑而遭到美国政府的监禁。由此可以看出,亚裔美国人作为少数族裔群体之一,也曾是种族主义与白人特权的受害者。肯定性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发展之下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种族补偿机制来弥补少数族裔在历史与当前所遭遇的歧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肯定性行动便持续受到来自司法的挑战,1978年,白人巴基向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自己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高等教育在录取时可以考虑种族因素,但以种族为基础的配额制违宪,种族也不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对于亚裔美国人而言,“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看似褒义,实际上却使他们陷入了一个既被主流白人边缘化,又被从其他少数族裔之中剥离的两难处境。同时由于亚裔群体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分化,当来自东亚与南亚的亚裔有着良好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同时,东南亚裔美国人的生活依然偏于贫困。因此本文认为,面对目前高等教育录取中的困境,亚裔应主张改良肯定性行动而非废除。本文对亚裔美国人在当前美国社会表达的政治诉求进行了实时跟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