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步较晚,但是成果丰硕,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增长动力。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制造业不断地向高技术化方向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结构也越来越趋向于高技术化,高技术产业企业数、主营业务收入、出口交货值等指标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尽管如此,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表现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各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受到“中央导向”和“攀比风气”等的影响表现出产业结构趋同,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配。为了避免产业结构趋同可能引发的落后产能过剩等问题,我们需要测度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的“结构红利”来判断其“合意性”,进而思考科技资源更有利于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流动方向。本文将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对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流动问题进行审视,判断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如何沿着不同的产业路径,以及专业化、多样化路径流动以形成有差异的最优结构,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第一,关于“结构红利”检验问题的研究因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产业与时间段而得到不同的结论,并没有明确的定论。并且“结构红利”测度研究缺少对高技术产业的讨论,特别是鲜见针对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所产生的“结构红利”的研究;第二,现有的对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讨论多基于“投入-产出”的思想,采用DEA等方法,少有以产业结构为视角的研究。当前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流动存在一定的结构趋同现象,亟需对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结构问题的理论探索;第三,针对高技术产业结构外部性的研究在数量上仍然较少,并且不够深入和细致,尚有较大的拓展空间。这为本文创造了一定的研究空间。本文将围绕五个主题展开研究:第一,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二,在梳理有关资源流动趋同价值判断的相关观点的基础上,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测度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的“结构红利”,从而考察科技资源流动趋同化是否具有“合意性”;第三,对于科技资源流动趋同“非合意性”的存在,即对于“结构红利”释放不充分的情况,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分析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更为有利的产业流向;第四,在得到未来科技资源产业流向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结构的专业化、多样化外部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判断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更为有利的专业化、多样化流向;第五,得到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本文围绕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结构红利”的产生情况,及其未来更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流动方向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尚存较大的红利释放空间。除财力科技资源外,人力与物力科技资源的跨行业流动均产生“结构负利”或者微弱的“结构红利”。三类科技资源的跨省区流动产生“结构负利”或微弱的“结构红利”。三类科技资源的跨所有制流动经历了从产生“结构红利”到产生“结构负利”的变化,红利效应呈递减趋势。第二,在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层面,科技资源流向制造业更有利;对于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各子产业,三类科技资源具有各自不同的更为有利的产业流向;对于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各子产业,科技资源流向信息软件服务业更有利。第三,整体上看,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专业化流动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全国层面,物力科技资源的多样化流动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除此以外,在其他情况下高技术产业三类科技资源均为专业化流动更为有利,另有部分情况科技资源结构外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无显著关系,因此无法判断。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破除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壁垒。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整体上存在着跨行业、跨省区和跨所有制的流动壁垒,应当竭力破除。为了释放更多的“结构红利”,政府首先应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晰政府行为边界。简政放权,建立由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舆论导向。搭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服务平台,促进“服务型政府”转型。完善法律环境,维护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市场配置秩序。其次,减少高技术产业融资的地域与所有制歧视,拓宽高技术产业融资渠道。改良融资制度环境、打破财力科技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持续拓宽高技术产业融资渠道,鼓励私人投资,落实对高技术企业的融资政策,建设多元和公平的融资环境。最后,继续深化户籍制度等改革,努力构建统一的人力科技资源市场。为高技术产业的知识与技术型人才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为其设计更加宽松的户口迁移和居住证制度,力促高技术产业人力科技资源的自由流动。第二,推动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向目标产业专业化流动。首先,重新评估全国及各个省区高技术产业发展条件,寻找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专业化发展定位。各省份对门类齐全的高技术产业体系的追求不一定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专业化、多样化流向,即产业的发展方向需要重新评估。其次,适当改变高技术产业“均衡发展”思维,摒弃产业发展的“跟风文化”。“均衡发展”的思维导向与“跟风文化”不利于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专业化流动,应适当做出改变。继续深化政绩考核制度改革,鼓励地方将“与中央目标对接”和“按地方条件办事”相结合。最后,整合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集约化发展目标产业。统筹协调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投入,调动科技资源投入积极性,引导其流向目标产业。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与结论方面。不同于以往有关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的研究,仅针对科技资源的配置特征和配置效率进行讨论,本文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的“结构红利”产生结果,并得出科技资源流动的产业方向和专业化、多样化方向的观点。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表现出一定创新。并且,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科技资源的跨行业和跨地区流动,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对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流动,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第二,研究视角方面。已有研究在评价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时多基于“投入-产出”的思想,采用DEA等方法。本文对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基于结构主义思想,通过测度“结构红利”评价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趋同的“合意性”,并构建产业结构与科技资源投入结构之间的“结构偏差指数”以评价科技资源在高技术产业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的研究视角是一种创新。第三,研究数据与方法方面。当前国内有关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多以高技术产业中的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本文将高技术产业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纳入研究。现有的关于资源产业流向判断的方法往往在指标赋权等环节上难以避免个人的主观判断,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结构偏差指数”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为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产业流向判断提供方法支持,可以避免个人主观判断的影响。本文还存在一些可能的不足之处:第一,“结构偏差指数”的构建尚未将阻碍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充分流动的因素纳入指数构建当中;第二,限于数据获取困难,本文对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的产业方向判断没有具体到每一个省份的层面;第三,限于研究时间与论文写作篇幅,本文并未对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的限制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但是本文在对理论基础的阐述中综述了资源错配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分析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流动红利效应低下的原因,也有助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