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汽车已成为人们选择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随之而来的酒后驾车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一些酒后驾车造成的各种交通事故令人触目惊心。为有效遏制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更好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使醉酒驾驶高发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该罪的规定对惩治酒驾起了积极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刑法惩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的价值。危险驾驶罪自2011年5月1日施行以来已有4年多时间,司法实践中也不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醉酒驾驶是否一律入罪,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等。这些实践当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一直困扰着实务界。因此,本文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有关基本理论和实践中较为突出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解决危险驾驶罪司法实践中认定难的问题提供参考。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围绕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犯罪基本理论,从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和把握、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能否适用“但书”条款,以及关于醉酒驾驶共犯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要从紧扣醉驾行为侵犯法益的本质特征、行为主体外在客观行为的认定等四个方面来把握犯罪构成要件的特征。分析了醉酒危险驾驶行为如果确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当要适用“但书”条款,不能认定为犯罪,以实现“但书”条款排除犯罪、保障人权的价值功能。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存在共同犯罪以及几种常见情形进行了分析,认为要考虑醉驾案件的特殊性,认定共同犯罪必须坚持谨慎的态度,保持刑法的谦抑性。第二部分：围绕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之行为空间的认定,分析了本罪“道路”范围、含义及法律规定的缺陷和不足。认为对道路不应严格限定范围,而要从立法宗旨和刑法实质解释的角度来理解、把握,以是否危害到公共安全作为判断标准,并详细阐述了理由。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修改完善,明确道路判断的标准和划定界限,以更好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第三部分：围绕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之行为载体的界定,分析了本罪“机动车”的范围、与非机动车的划分界限,对司法实践争议较大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能否认定为机动车范围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现阶段不宜将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同时,针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性,提出加强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行为的管理路径。第四部分：围绕危险驾驶罪之醉驾行为的认定,分析了判断醉酒行为的客观标准,提出应将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论作为认定醉驾事实的主要依据,但并非认定醉驾事实的唯一证据。认为司法机关在没有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论下,可以根据其他证据认定醉驾行为事实,但要极其慎重的观点。分析了醉酒驾驶行为人为逃避刑事处罚,抗拒酒精检测行为的类型及产生原因,并对逃避或阻碍公安机关对其血液酒精检测的行为,从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