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薪酬管制是政府依靠其政治权利对国企内部高层管理人员薪资实施的管理与控制。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就对国企高管薪酬进行干预和监督,使得薪酬管制并存于我国国企改革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国企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制度也随之调整,政府开始放松对高管薪酬的管理,以便提高企业内高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而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金融行业中的部分高管工资“不降反升”的倒挂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质疑,面对社会压力,政府再一次对高管薪资进行调整。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对国有企业薪酬实施管理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加强政府监督,有效遏制国有企业高管不合理薪酬的产生,而此项政策的实施让以政府为背景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受到学者们关注;有些人认为限薪令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高管与员工的工资水平)、减少了管理者的运气薪酬;而有些人认为限薪令本质上增加了公司的成本负担,造成隐性薪酬如在职消费的增加和政治晋升的竞争,对公司具有不利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更成为新形势下一个重点解决的问题,以政府为背景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国企高管薪酬再一次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对于薪酬管制,以往的研究主要考察国有企业薪酬管制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薪酬管制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薪酬管制与反腐败之间的关系等等,却较少有人将它们放在同一个维度上进行全面讨论薪酬管制对高管行为造成的最终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薪酬管制观的缺失。因此,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公平原则,全面系统探讨薪酬管制对高管以及企业净效应的影响,完善薪酬管制这一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14年后薪酬管制这一特殊背景,并结合新时代的“反腐倡廉”要求来探讨薪酬管制的成因和薪酬管制的结果,即政府干预下高管在职消费、创新活动、工作积极性(努力程度)以及在行业层面激发的运气薪酬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变化。为了探讨上述问题,本文采用Hausman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DID模型并以全部A股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实证检验并分析了企业高管薪酬受到控制的情况下他们的应激反应。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国有企业性质的薪酬管制会降低高管的工作积极性和努力程度;由于近年来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使得企业增加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最终薪酬管制促进了企业的高管创新活动;理论上而言薪酬管制会增加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但本文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在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企业合理化,因此其增减的波动性并不是薪酬管制的结果;基于企业普遍存在运气薪酬这一现象,而薪酬管制使得高管的运气薪酬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政府薪酬管制的反激励措施在理论上增加了高管在职消费和降低了高管努力程度,但通过降低运气薪酬补偿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了薪酬管制的平衡效率。本文也全面地分析了薪酬管制对企业综合产生的净效应影响,发现薪酬管制每增加1个百分点,以衡量高管努力程度的投资效率将会降低0.3-1个百分点,而高管的运气薪酬将会降低4-30个百分点;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薪酬管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企业的创新活动将会增加0.1-0.5个百分点,即薪酬管制最终的呈现一个利大于弊的结果,因此,对国有企业高管实施薪酬管制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文薪酬管制的研究为健全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和为企业更好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