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的战斗传统发挥到一种偏颇的极致后,结出了一枚僵化之果即革命样板戏,它背离了现代性、启蒙性等现代戏剧传统。新时期以后随着“人”的回归,这种情况有了改善,但人文性等戏剧精神的贫弱仍是当代戏剧呈现萎缩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历史语境里,创作数量不多的姚远是让人惊喜的。作为一个军旅剧作家,他在军旅剧作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把对军队、国家、民族的未来的思考较好地融进艺术创作中,姚远的承担意识造就了其剧作的宏大开阔、磅礴凝重。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姚远军旅创作的主题类型。从总体上看,姚远军旅剧作的主题主要有三种类型：军人道德和民族品质的弘扬与建构；反思战争,珍爱和平；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在姚远的军旅剧作中,军人道德和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反映在他的创作中首先是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主要通过三类人来体现：第一类是历史风云中的杰出人物,如《商鞅》中的商鞅、《李大钊》中的李大钊,他们勇于承担时代的使命,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第二类是战争背景下的军人和军人家属,如《天堂里来的士兵》里的杨冬宝、潘大立,《青春涅槃》中的方斐等,他们英勇无畏、敢于牺牲；而作为军人家属的潘家铎、杨忠华等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把唯一的亲生儿子送上战场,也表现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英雄主义。如果说这两种在血与泪中激荡的英雄主义是壮烈的英雄主义,那么和平时期,像《“厄尔尼诺”报告》中的郭海、节志刚等军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对军人的信仰和价值的默默坚守则是平凡的英雄主义。打天下容易,守江山困难。从这个意义上,平凡的英雄主义同样崇高。“大我”作为一种道德境界,它有可能源于儒家文化,但跟传统的儒家文化明显不同。作为民族推崇的道德境界,它跟“集体”、“国家”等宏大概念密切相关,强调国家、集体的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联系。姚远军旅剧作所彰扬的“大我”是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个人主义日渐蔓延的当下,这种现实针对性令人警醒。姚远军旅戏剧的第二个方面的主题是对战争的反思与和平的珍爱,战争是残酷而灭绝人性的。曾亲历战场的姚远对此体会比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更深切。他客观真实地描写和反思历史的战争,并非为了构成多彩的乐章而勇于暴露,而旨在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历史、更理性地看待战争,从而为美好的和平努力奋斗。和平要以强大的国防来保障,只有立足于打赢未来的局部战争,加强军队的能力建设才可能遏制战争。因此,姚远军旅戏剧的第三个主题是关心军队的能力建设,即信息化军队建设。军队的能力建设有硬实力建设,如武器装备和职业化军队的建设,还有软实力建设,如军事理论建设、军事人才培养,军事人才培养又包括官兵的文化素质、理论水平、军事技能、精神风貌等,这些建设都离不开现代军队的高度信息化。本文第二部分内容是姚远军旅戏剧对戏剧本体的回归与修复,姚远大部分军旅戏剧创作的成功在于他能抓住戏剧的本体特征：戏剧性。他的剧作从开场、上升动作、到情节塑造等都指向中心动作的统一。为完整戏剧结构,姚远还借用电影手法扩大舞台时空,使戏剧冲突更集中、主题更鲜明。对戏剧人物,他主要在动态中,通过对比、侧面烘托以及赋予强烈感情等方法进行刻画。此外,他还出色地运用了极有动作性的独白、对话等,主要采取向内转的戏剧冲突方式,通过再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激荡复苏人性,从而突破了以往那种人与人外在观念或阶级与政治的冲突,使剧作富于感染力。第三部分是姚远军旅剧作的价值,即其军旅创作的主体意识和走出僵化宣传的藩篱。姚远关于国家、民族、人民的主体意识,与田汉、陈白尘一脉相承,又有着自己的发展。作为一个军旅剧作家,姚远很自觉地把军事思考艺术地融入创作中,呼吁人文强军,反映在作品中即其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源于他所重视的“民本”思想,是姚远关于“以人为本”军队建设的思考的延伸,也是其剧作的根本支点。姚远大部分军旅剧人物形象丰满,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注重抒情氛围的营造,致力于引领剧作走出了僵化宣传的藩篱并取得了较好的戏剧效果。姚远的军旅剧作从现役军人到干休所老军人,从战场上的军人价值到和平时期军人的职业困境,从现实生活的军人军事到隔着历史时空的古人古事,都没有离开对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的战略思考,但又不局限于此,他对战争的反思、对悲剧的正视、对人性的开掘、对民族道德的弘扬等最终直逼人的根本生存状况的终极关怀,更指向国家、民族的美好未来,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的公共担当精神。较之以往的军旅剧作表现出更加文学化,更加开放的前瞻意识与世界性眼光,在这个意义上,姚远军旅戏剧超越了军人和军旅题材,向着更开阔的人生层面和更富有艺术魅力的戏剧跨越。